论严复的启蒙思想（提要）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学者王中江评论说 “他不是一个行动性的人物，而是一个观念型的人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的转型中，他投入了他的全部智能和生命，他扮演了思想启蒙者、观念传播者、文化翻译者等丰富的角色。”（王中江：《严复》，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272页）其实对严复而言，观念传播也好，文化翻译也好，无非都是为了启蒙。在《与张元济书》中，严复自云“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之誓，勉而为之……”（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527 页）从严复的实际翻译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严复既不是靠译书谋生的职业翻译家，也不是为译书而译书，而是带着很强的启蒙目的来从事这一事业。比如《天演论》是对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翻译，原作其重点其实在后半部“伦理学”。而《天演论》书名只取其前半部，实际内容处理也是采取意译加上按语，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张扬了原本是赫胥黎反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激发中国人的斗志，实现救亡图存的启蒙意愿。这本书所以能起巨大影响，原因正在它对外国思想的介绍翻译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他的其它译着也都有这样的特点。鲁迅称赞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的《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所谓“感觉敏锐”是指他抓住了时代的需要，所谓“做”正是指严复翻译中的有意发挥。同样的，严复一生中的其它文化活动比如办报纸、办教育也都出于启蒙之目的。因此，不管我们给予严复怎样的头衔，其实最合适的还是“启蒙思想家”。
作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之一，严复超越其它启蒙思想家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较完整地将西方思想输入中国，确立了较系统的启蒙思想理论资源。
1、承认西方相对中国的优越性，主张虚心学习。
守旧者常抱着中国文化优越的“法胜”论来抵制向西方学习，而严复尖锐地指出“至于今之西洋，则与是不可同日而语矣。何则？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故凡其耕凿陶冶，织即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原强修订稿》，见卢云坤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半，25页。注：以下凡引自此书，皆简称《文选》）
因此，向西方学习就非常必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纔，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论世变之亟》，《文选》6页）
2、指出中西方各有体用，不可调和，不分主辅，因此要学得彻底，得其真髓。
长期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等思想有着很大的市场，不少洋务派中间人物亦持此等论说，严复对这些观点不以为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深刻反思了“中体西用”等论，对其提出了非议。针对“中体西用”论，严复明确指出，“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体”“用”不可分割，就像不能把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的身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如果要“合而为一物”，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够行得通了。针对“主于中学，以西学辅其不足”论调，严复举例说，中国以前没有枪炮，现在买来了枪炮；中国城市以前没有甚幺警察，现在设立了警察，凡此种种，就能解决问题，使国家富强吗? 严复指出，“挽近世言变法者，大抵不揣其本，而欲支节为之”，当然不能成功。(《与<外交报>主人书》，《文选》536—537页) 他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有年，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在于受到这些错误观念的制约。他认为，中国积极倡议、推展的洋务运动，其实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因为西方科技文明的精髓，并非建立在这些精良的武器之上，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在支撑着的；中国所谓的“师夷长技”，实际上只停留在西方科技文明的肤浅层面，而骨子里的陈腐观念依然从中作梗，再如何模仿出坚利的器械，还是无法臻中国于富强，唯有自思想、文化上作彻底的因应与变革，才是最佳的途径。
那幺，西方文明科技的精神命脉何在呢？也就是西方的“体”、“用”又是什幺呢？严复认为是“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原强修订稿》，《文选》25页）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学习。
3、大力译介西方著作，传播西方思想，使中国的启蒙获得了较为完备的理论资源。
最有影响的当然是将进化论思想译介到国内，并视之为“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 而大力鼓吹 。（《原强修订稿》，《文选》18页）加上其它十余部译着，涉及到西方现代精神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科学”、“进化”等几乎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本质和命脉所在了。这些译着和严复的按语以及他的其它论文，在维新时期的启蒙运动中，对于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在严复之前，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已经慢慢发展得颇有些声势了。自龚自珍开始，特别是魏源林则徐等人呼吁向西方学习以来，变法维新的思想已经涉及到军事、经济、外交、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然而中国的变革却极其缓慢，反对学习西方的阻力依然很大，面对这样的现实，改革者只能以实际的需要作为求“变”的借口，却一直提不出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因此，启蒙与变革总显得杂乱与底气不足。而严复的意义就在此彰显出来。严复在近代中国影响如此巨大，就是因为他的翻译和自己的阐发为近代中国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和思想资源。
二、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启蒙方案，主张对国民素质全面改造。
严复说：“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如果三者不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原强修订稿》，《文选》21页）
又总结中国的教训：“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杂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乃是因为“民力已隳，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原强修订稿》，《文选》29页）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原强修订稿》，《文选》29页）
这样，严复就将中国的富强之路明确规定到国民个体的启蒙与全面改造上，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1、鼓民力。
鼓民力是为了强壮人民的体魄，“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 （《原强修订稿》，《文选》30页），严复甚至还提出“母健而后儿肥”之优生优育说（《原强修订稿》，《文选》30页），因此，凡足以摧残人民身体的一切弊病，都须加以根绝，应从对为害最大的鸦片、缠足的禁止开始。重视国民身体生理素质，以前还没有人论及，严复这些议论对此后半个世纪中国人重新发扬尚武精神，洗刷“东亚病夫”之辱应该是有先导作用的。
2、开民智。
“民智者，富强之源”。（《原强修订稿》，《文选》32页）“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原强修订稿》，《文选》33页）讲西学的要点则有二：一是一定要废除科举旧制，包括八股、策论等等在内，让设学堂、讲西学与士子的荣途结合起来。在《救亡决论》中更是猛烈的抨击了科举制“锢智能”、“坏心术”、“滋游手”的祸国殃民的危害。二是要像西方那样“其教子弟也，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原强修订稿》，《文选》32页）即培养国人“黜伪而崇真”求实创新的能力。
在开民智的具体措施上，严复不仅译书，出版工具书，让国人接受新知；而且身体力行办报纸，所谓“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都与开民智有密切关系；他还提出要普及教育，实施实业教育，在教育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3、新民德。
培养中国民众自由、民主、平等的意识，批判
严复曾感慨说：“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 （《论世变之亟》，《文选》4页）那幺究竟是什幺呢？自由而已。“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 （《论世变之亟》，《文选》4页）自由，正是中国历来所缺失的一种“德”。
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辟韩》，《文选》38页）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亚理斯多德尝言：“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即此义耳。盖世间一切法，惟至诚大公，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为圣贤，亦未有倍此而终不败者也。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则必自宝爱真理始。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群己权界论>译凡例》，《文选》131页）还要允许不同的主张充分的表达，“惟新旧各无得以相强，则自由精义之所存也。”（《主客平议》，《文选》120页）
平等、民主与自由息息相关，“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虽然彼设等差而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 （《主客平议》，《文选》119页）
就中国而言，要平等要民主，首先要改变自秦以降“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原强修订稿》，《文选》33页）的不自由状态，同时确立国民以私为本、“屈私以为公” （《论世变之亟》，《文选》4页）的治国之道。他写道：“顾处士（炎武）曰：‘民不能无私也，圣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为公。’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呜呼！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原强修订稿》，《文选》34页）在这里严复明确地表示议会制和各地的民主自治是救治中国的不二法门，也是开民智、新民德的必由之路。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是珍视个人价值，用来自西方的自利、自由取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与此同时，他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辟韩》，《文选》39页）以主权在民的契约论否定宗法专制中国视作天理的三纲。
三、认识到启蒙是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据史料记载，1905年，孙中山在英国与严复谋面。在革命家向思想家垂询大局之时，思想家劝革命家不必急于事功，不妨先从民智下手：“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革命家却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寥寥数语，革命家与思想家的分歧暴露无遗。（严璩：《
严复曾经说：“夫中国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风土之攸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钧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为，谓有能淘洗改革，求以合于当前之世变，以自存于匡襄烦扰之中，此其胜负通窒之数，殆可不待再计而知矣。”（《原强修订稿》，《文选》30页）
这种受斯宾塞影响的渐进进化的理解，使得严复特别重视对人的教育。而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真切了解，也使他充分意识到变革的艰难：在《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一文中，他指出中国人最善于讥笑、扼杀敢于创新、富于探索、倡导改革的先行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以沮丧天下古今人才之进境矣。”（《文选》63--64页）这一说法，上可追溯到龚自珍，下可追溯到鲁迅，启蒙先驱的心中都难免有对民众悲观的一面。“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甚至在严复最激烈地迸发出对韩愈轻视人民力量的谴责中，他仍承认人民目前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斯宾塞已使严复永远不会受革命魅力的技法与影响。”严复不相信革命等突变的效果。（[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56页）
事实上，教育救国论的思想，先谈民智，后谈民主；先谈教育，后谈政治，是严复从戊戌时期开始的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严复后来的“保守”倾向其实早就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