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梁启超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宣传维新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对于散文、诗歌、小说等的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到日本，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报纸杂志，而以《新民丛报》的影响最大，每期印数高达10万册以上，人们竞相仿效上面的文章，一时号称“新民体”。黄遵宪高度评价梁启超的这些文章，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①]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还创作了不少诗歌，并著成《诗话》，总结“诗界革命”的经验教训。关于小说创作方面，他不仅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的理论性著作，而且还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新罗马传奇》等小说，翻译了《佳人奇遇记》等小说，虽然有的小说并未最终完成，但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晚年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初步总结、整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资料，促进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发展。他的这些文字，后人辑为《饮冰室合集》，煌煌40册，凡一千多万言，包含了梁启超丰富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思想。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饮冰室合集》中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文章中，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

有一点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那就是梁启超是由政治家而为文学家的，在他的意识里，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个极好的工具，因而突出文学的政治（社会）功用成为他的文学思想的出发点。

一、视文学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并有意识抬高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学往往与其他的哲学、历史乃至学术问题绞在一起，自身的地位、特征并在彰显。梁启超充分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往往把文学同学术、宗教、思想、风俗、人心、名物等各意识形态部门相提并论（《新民说·论进步》），甚至把文学同技术、产业等经济问题并提（《释革》）。在他看来，文学的社会地位何止在当作一个独立部门，“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译印政治小说序》）所以他认为既然世界历史上“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那么理所当然的应该“文学有文学之革命”，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还有“文字革命”等等的文学革新（《释革》）。

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梁启超进行深刻的反省，在他看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群众的觉悟太低，国民素质太差。这使他认识到，仅仅从制度上学习西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灌输到国民中去，也就是要进行思想启蒙和“新民”。而“新民”的最好形式莫过于文学，在文学的几种体裁之中，小说在普通民众中流转最为广泛，影响力最大。可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却视小说为“小道”、“末技”和只有小老百姓才读的“闲书”，难登大雅之堂，一向遭到传统士大夫文人的鄙弃，他们认为只有诗文才是正宗。为了“新民”的理想，梁启超就有意识的抬高小说的是社会地位。在《清议报》第一期刊登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引用了康有为论小说作用的一段话：“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暗投，按剑而怒矣。……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字之人尤寡。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这段话从小说较之“经史”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能更有效的启迪群众着眼，第一次把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与“经史”相提并论，甚至将其置于“经史”之上，具有反传统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小说并非“壮夫不为也”的雕虫小技，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业，梁启超还援引外国的事例来加以论证。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紧接着上一段话，他言之凿凿的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在他和其他一些人的鼓吹下，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人们纷纷写小说，评小说，晚清小说开始繁荣发达起来，应该说，这当中梁启超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二、重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突出、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也是极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立言”一向被文人视为“三不朽”的盛事之一，曹丕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被一代代批评家视为评论文学的经典言论。梁启超是近代文学批评中最能继承传统文学批评这一精神的代表，他和王国维并称为近代文学批评的“双璧”。如果说王国维偏重于强调文学的审美性，是非功利的；那么梁启超则更注重文学的功利性——只不过他对传统的功利论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造，使其有了新的性质和内涵。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毫不讳言的承认自己“委身于文界”，“摇笔弄舌，有所议论”，其目的也是“归于政治而已”。因而他的文学社会功利论始终是围绕政治这个中心的。在戊戌变法之前，他就注意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蒙学报演义报合序》），所以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提倡用“说部书”宣传变法主张。他说：“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型，皆可以究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文学是传播、普及“文明”的利器，能产生“兴国智民”的巨大社会作用。在《饮冰室诗话·七十七》中指出：“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于诸文学家，亦顶礼而尸祝之。”他尤为推崇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写下了一段被时人、后人广泛引用的名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在梁启超看来，小说对于民众来说，简直“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甚至“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小说的这种“左右社会人心”的力量，从好的方面来说，可以实现“新民”的理想，从坏的方面来说，又可以成为“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以及中国老百姓的种种迷信思想，、落后风俗、恶劣品行，莫不根源于小说。总之，小说“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所以，梁启超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而且视小说为改造中国的关键所在：“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梁启超的煽扬下，推崇小说之风大盛，人们都来夸赞小说那种“不可思议之力”。有人甚至提出了“小说救国”的口号：“吾因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②]小说的地位和作用，就被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科学的眼光来看，这些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它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功用，完全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小说与社会的关系。但这种做法，却有利于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有利于人们重新认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作用。在晚清那个需要进行思想启蒙的时代，这是很有必要的。

三、初步探讨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艺术特征。

首先，梁启超看到了文学艺术与情感的密切联系。他是一位“尚情派”的文论家，他很重情感，认为“诗本为表情之具”（《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见《饮冰室合集》第9册，“专集之七十二”，第61页），又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三十七”，第71页）。情感在艺术创造中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梁启超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他把情感比做磁铁，“用情感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样，……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三十七”，第71页）。情感的动力比理性来引导要强烈得多；二是情感具有超本能的力量，能引人进入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文集之三十七”，第71页），就是说情感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它是超时空的，它的感染力量不受时空的限制；三情感可为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可以使艺术主体和客体生命融合为一，有了生命的文学才是让人感动的文学，他在评价屈原的《离骚》、陶渊明、杜甫的诗，汤显祖的《牡丹亭》时，都把作品的“新生命”作为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其次，阐述了小说的艺术特征。梁启超为了说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发挥其唤醒国民、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作用，就不能不探求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就不能不阐述小说的艺术特征。小说为什么会有“不可思议之力”呢？梁启超承认时人的看法“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但又认为不止如此。在他看来，小说除这些特点外，还具有一种为其他文体所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它既可以生动的再现人们亲身经历的“现境界”，又可以“导人游于”未曾经历的想象中的“他境界”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文体乃至一切艺术都是以一定方式来表现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所以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说“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但在各种文体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只有小说才能将人所经历、人所想象的情景“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这就清楚的揭示了小说不同与其他文体的根本特征。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梁启超还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小说感染力生成的原因。他认为小说能“支配人道”是因为它有四种力——“熏”、“浸”、“刺”、“提”，他对这四种力进行了逐一的说明。“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扬，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这就是说，通过阅读，读者进入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并受到熏陶，久而久之，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然后又以这种变化影响他人。“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梦》竟者，必有余恋余悲，读《水浒传》竟者，必有余快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如果“熏以空间言”，那么“浸以时间言”。浸，指读者进入艺术境界受到熏陶感染后的心理状态。这种感染力不会因释卷而消失，它会久久的萦绕在读者心中。“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而不能自制者也。”刺，是一种比熏和浸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当小说给予读者的艺术感染力达到了一定量的积累之后，随着作品情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读者的情感便会发生突变，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强烈的共鸣，精神上受到剧烈的震动。“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如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所有，截然去此界以入彼界。”提与上述三种力的区别在于，“前三这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托之使出”。它是在前三种力的基础上发生作用的。读者接受了小说“熏”、“浸”、“刺”、这三种力的艺术感染，为书中的人物、事件、情节所吸引，从而进入境界、进入角色，为作品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所同化，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梁启超就从空间到时间，由外部而内部，多侧面的深入探讨，论述了小说艺术感染力的不同形式及其特点，使人们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小说的艺术特征。这不仅在当时是可贵的，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第三，他把小说分成了“理想派”和“写实派”。在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明确的把小说分成“理想派”和“写实派”。他认为，所谓“理想派”小说，即“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也就是用一种奇特瑰丽的环境和不寻常人物来吸引读者，所描写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浪漫主义小说。“写实派”小说则是将普通社会中的 人物和事件“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这也就是今天讲的现实主义小说。尽管梁启超在这儿未能全面揭示小说文体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但他的论述已触及到了这两派小说的精神实质。后来，他又在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中对这两派小说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在理论上达到了他那个时代能达到的高度。

此外，梁启超还主张文学的进化论，提倡言文合一，倡导文艺的普及，这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由于他是从服务于政治、启蒙民众的根本目的出发来提出他的文学思想的，所以他的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时代性、功利性，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它们在促进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现代转型和发展，以及思想启蒙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的钱玄同这样评论梁启超的贡献：“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治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证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之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先生。”[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梁启超及其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