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到审美--梁启超文学思想简论
翻开各种类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梁启超的名字几乎以最高频率出现在字里行间。大概没有人否认，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文学史上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他的“三界革命”掀起了“文学救国”的热潮，把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五四”以后，他不再是引领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但作为著名学者，仍在文学研究界发生重要影响，在“文学革命”的大海潮音中，高谈学术之独立，文学之感情，人生之趣味。梁启超文学思想从功利到审美的发展流向，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背离与复归，既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思潮变迁的缩影，也是处在过渡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一种典型反映。
本文拟从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诗歌理论、散文理论三个方面考察梁启超文学观念的流变以及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传既反叛又归服的复杂关系。从文学的角度，探索处于近、现代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历程，体察在激剧变化的时代浪潮中，他们的选择与困惑、意义与价值。
（一）
梁启超最早论及小说的文章是1897年的《变法通议·论幼学》。文章指出，中国的学者士大夫们务文采弃实学，不肯降志辱身从事小说创作；一些小有才气之人，“游戏恣肆以出之”，使中国传统小说不出“诲淫诲盗”两端，致使天下风气鱼烂于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陈平原 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8页，下同只注页码）1898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看法：
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舞《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强两端。（37）
在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甚至认为传统小说实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53）而欧洲各国变革之始，那些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常将自己的经历、主张、政治理想借小说发表出来，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所以各国政治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38）这样的中西比照，必然得出如下结论：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54）。
这样，梁启超就以他贯有的夸诞方式，在对中国传统小说整体性否定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小说对于社会变革、改良群治的重要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地位和价值，“政治”与“小说”就这样被捆绑在一起，一向以消闲娱乐为旨归的小说被赋予“经国之大业”的庄重内涵。
为了进一步强调小说在改造世道人心方面无以替代的重要价值，他把“新”小说提高到 “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乃至 “新”人心、“新”人格的决定性因素的高度。（50）究其原因，是因为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 “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 “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51）熏、浸分别从空间、时间角度强调小说对读者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在这种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中，在某一时刻，某一瞬间，读者会突然了然明悟，犹如宗教的一棒一喝以力渡人。熏、浸、刺都是从外部谈小说对人的作用，外部作用的结果会导致读者内在思想感情的自我提升，读者经由真诚的体验而产生精神升华，由外化而最终实现内化。梁启超从小说的艺术魅力和读者审美心理的两个方面阐述了小说与改良群治的密切关系，较之以前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只看到小说的通俗性、娱乐性更富于学理性，因而更有说服力，将他的小说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此鼓吹小说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小说肩负着振兴民族精神、开启国民智识的重任。换句话说，小说是实现政治变革、社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这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真正意图。无论是他对旧小说的批判还是对政治小说的褒扬，无不与改良社会政治的最终目的相勾连。
开启民智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关键命题，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看作改良社会的首要任务，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思想在当时有广泛共识。在“新民”工具或手段的选择上，都不约而同地看好小说，因为小说的通俗易懂，更便于寓教于乐。早在1897年，严复、夏尊佑就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长文中指出：
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恃。（27）
康有为也认为：
‘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教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9）
在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之后，一时间可谓应者云集，有许多文章都在反复申说小说之于民心教化、国家前途的重要作用。当然也有不同声音，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曼殊）对于时人将社会腐败之源仅仅归于中国传统小说不以为然，提出“恶社会”和“劣小说”熟为因果的质疑。对梁启超们完全否定《水浒》《红楼》等传统小说也不能苟同。
其实，梁启超何曾不明白，他的“新小说”因负载了过多的政治功利色彩必然以牺牲文学的艺术性、审美性为代价。他关于小说的言论都发表于他作为政治家、热心政治活动的前期，其理论具有明确的为改良政治服务的意图。创作小说乃是他作为社会精英出于启蒙目的“降志辱身”的选择。一旦他远离政治，小说不再承载鲜明的社会功利目的时，它的身价就急剧下降，又复归于消遣娱乐的传统小说观。在骨子里，他认为小说终究不过是“小道”，是下里巴人的玩意儿。所以，在他后期的国学研究中，绝口不提小说，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诗歌，小说甚至连“随意涉览书类”也没排上，认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这使他标榜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不攻自破。
（二）
梁启超关于诗歌的论述在其一生的前后期有很大不同，最能体现他文学思想由功利到审美的流变。前期诗论集中体现在《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饮冰室诗话》中，这些诗论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文学服务于社会变革的直接功利性。后期诗论主要集中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及关于杜甫、屈原、陶渊明三大诗人的批评研究之中，在这些文章里，他反复强调的是诗歌的“情感”特质以及文学之于人生的审美性与趣味性。
与他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思路相同，梁启超首先对中国传统诗歌进行整体性批判和否定。在《夏威夷游记》论及诗歌的一大段文字中，认为中国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败坏殆尽，所以中国诗歌已到了不变革即无以为继的重要关头：
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瑰伟则瑰伟矣。其如不类何。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梁启超文集》上，夏晓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388，下同。只注页码）
要之，“诗界革命”的纲领有三：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所谓“新语句”，即诗歌中要吸收那些反映新思想、新事物的新名词、新术语；所谓“古风格”是指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律节奏；语句和风格强调的都是诗歌的形式问题，“新意境”关注的是诗歌所表现的精神风貌，具体而言，就是中国近代社会进步力量与思潮特有的奋发气概与英武雄风。三者之中，他最重“新意境”，认为：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饮冰室诗话》）
他理想的诗歌风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文集上，389）以“三长兼备”的标准衡量当时诗界，遗憾的是当代诗人中无一令他十分满意。要么有“新意境”少“新语句”（如黄尊宪）要么有“新语句”无“新意境”（如夏尊佑、谭司同）。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师法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其繁复而瑰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文集上，389~340）可见，“西方文化是‘诗界革命’之魂。梁启超不仅希望输入西方的政治思想改变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而且期望引进西方的文化精神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夏晓虹著，中华书局2006年1月北京第1版，22）
“诗界革命”在题材内容上，要求诗歌反映近代社会现实，表现变革图强、奋发进取的昂扬精神，为改良主义的社会变革服务。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上，提倡通俗化与诗乐合一。他认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严厉批评中国诗、乐分离现象：“若中国之词章家，对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推其缘故，不得不谓诗与乐分之所致也。”（《诗话》）因为借助歌曲传唱，诗歌的内容才便于普及民间。他在《诗话》中大量推介新歌词，并附上曲谱，鼓励作者把“近日时局可惊可怛可哭可笑之事”用“《西涯乐府》之笔写之”，表现出以诗歌创作开启民智的高度自觉。与小说一样，诗歌也成为梁启超“新民”、“新政”的有效工具。
其实，梁的“诗界革命”并非空谷足音。黄遵宪（1848——1905）在少年时代即萌发了“别创诗界”的意向。1868年，他在《杂感》诗五首中从语言文字入手，对传统诗歌观念进行文化批判，其中“吾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一句广为流传。他从诗的内容即取材入手改造传统诗歌，选取大量新事物、新景观、新名词入诗，并努力将这些新的题材熔铸成新的诗境，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康有为不仅对黄的创新大为赞赏，而且积极倡言“更搜欧亚造新声”。其目的都是借助诗歌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只是梁启超比他们走得更远，其影响也更大。
与前期的“诗界革命”论自觉地将诗歌视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侧重诗歌内容、精神风貌的革新不同，梁启超后期诗论重点探讨了诗歌的艺术价值问题。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研究成为他晚年文学研究的重心，中心命题是“艺术是情感的表现”。
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开篇即以极端夸饰的语言强调情感的巨大力量：“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情感对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理智和说教。他系统研究了中国韵文里种种高尚幽邈的感情以及繁复生动的表情方法，并将之归结为六种，即“奔迸表情法”、“回荡表情法”、“蕴藉表情法”、“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他推举《诗经》，因为“这部书所表示的，正是我们民族最健全的状态，这一点无论后来哪一位作家都赶不上”。（文集下，35）他推崇杜甫，称杜甫为“情圣”而不是“诗圣”，因为“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文集下，136）他认为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的文学家，在他看来，屈原“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的恋人就是当时的社会。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文集下，165）他特别指出，屈子文学的生命力更在于前无古人、迄今为止亦后无来者的想像力，即使在世界文学中，也只有但丁可与之媲美。他赞美陶渊明是继屈原之后最能在作品中活现出自己个性的古代作家。所谓有个性，就是其作品必须含有两个条件。第一要“不共”。所谓“不共”是说作品要完全脱离摹仿的俗调。第二要“真”。“真”强调诗歌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真情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出来。陶渊明的文学个性源于他特别的人格，在梁启超看来，陶渊明是一位热烈有豪气的人，是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是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所以，陶渊明是“真人”，他的文学是“真文艺”。
屈原、杜甫、陶渊明都是古诗大家，前人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梁启超的研究从“情感”切入，不仅使他的见解与众不同，而且充分证实了情感是艺术的灵魂。在梁启超看来，三位诗人尽管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是极多情的人，“重情”、“重个性”是他们诗歌的共性，只是选择的表情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情感、个性对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了真情实感，还要讲究表现技巧。不同的情感要选择不同的表情方式，只有恰当的表情方法才能准确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如“奔迸法”适合表达热烈的情感，“蕴藉法”适合表达含蓄的情感。他尊杜甫为“请圣”，就是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达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打到别人的心弦上”（文集下，136）他说：
“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文集下，10）
总之，梁启超认为，一首好诗的重要因素有两个：优美的情感与精良的技术，二者缺一不可。这种看法可谓抓住了诗歌艺术的关键因素，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梁启超后期诗论用归纳演绎的逻辑方式探讨诗、词、曲的情感特质和表现技巧，大大突破了传统文论以评点、感悟为主的诗话、词话的批评方式，对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三）
在倡导“诗界革命” 的同时，梁启超也注意了“文界革命”的问题，虽然他没有专论，但我们从他散见于众多文章中的片断和竭尽全力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窥见他“文界革命”的内涵与要义。内容上，输入“欧西文思”，传播西方文化，倡导变革图强；形式上，力求言文合一，以平易畅达的“俗语文体”代替“古奥渊雅”的“旧文体”，并创造了别具魅力的“新文体”。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赞赏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之文“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言“中国若有文界革命者，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此话表明他心中的“文界革命”应以输入“欧西文思”为要，这是“文界革命”的内容要求。输入“欧西文思”具体表现为在文章中大量采用“新名词”。这些“新名词”主要是经日本转译的西方科学文化的名词术语，又用汉语转译出的汉字新词，这些名词术语因负载着全新的思想文化内涵受到梁启超的高度重视，他把“新名词”视做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的重要媒介，所以对“新名词”的运用有高度自觉和极大热情。他说自己“好以日本语句入文”，使“见者诧异其新”。他还从言文合一的角度论述“新名词”出现及使用的必然性、重要性。
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既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文集上，）
“文界革命”在散文形式上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对语言通俗化、言文合一的自觉追求。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字繁难，言文分离是导致国民性灵愚钝的根源。有感于严复译文的“渊雅难解”，他感慨：“文界之宜革命久矣。”而“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他力图打破旧文体的与下层社会的隔绝状态，有意识地将文章写得通俗易懂，以服务于社会改良目的”。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投身报业、撰写报章文字后，乃“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确实，梁启超的“新文体”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五四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都坦言曾被他的文章深深打动。郑振铎说新文体文章“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是“五四”时期 “文体改革的先导”。但“新文体”不过是一种杂揉中西古今的半文半白、亦文亦白的文体，正如裘延廷的那篇呼吁白话文学的文章是恰恰是用文言写成的一样，梁启超的“新文体”也不能真正实现言文合一。
（四）
梁启超文学思想在其一生的前后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其基本流向是由功利主义文学观转变为审美主义文学观。前期，作为改良主义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从属服务于他的政治诉求，文学只是他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手段和工具，“三界革命”的宗旨都是播撒新思想、造就新国民。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有直接联系，它强烈自觉的启蒙意识是改良派在文学上的必然选择。而清末民初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亦为梁启超的“文学救国”论提供了广泛坚实的现实土壤。同时，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也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载道”、“教化”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梁启超的“三界革命”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背离，亦是复归，是反叛中的复归，复归中的反叛。
后期的梁启超是一名严谨的学问家，他不再追求文学的现时功利价值，而注目于文学的永久魅力。诗歌取代小说成为文学的上乘，“感情”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文学的价值和魅力就在于以“精良的技术”表达真挚的情感。文学是人生高尚的嗜好，文学之于人生的本质和意义在于“趣味”，在于养成“美”的生活。这种审美主义的文学观注重的是文学的“无用之用”，是文学的感情净化、熏陶浸染力量。这是对传统文学“言情怡性”说的继承和发展。
实际上，说梁启超文学思想由功利到审美的流变，只是为了研究叙述的方便而采取的一种便捷说法。从梁启超的个人气质上看，他既是一个狂热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他投身政治不能忘记学术，从事学术亦不能忘情政治。反映到文学观念上，当他强调小说之于改良群治的作用时，亦不能忘怀小说所具有的“熏、浸、刺、提”的艺术感染力；当他倡导诗歌的“新语句”、“新境界”时，也不能不考虑“古风格”的雅致和韵味；当他鼓吹“俗语文学”的通俗流畅时，正是充分注意到以情动人，他的“新文体”才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后期，他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但并非仅仅“为治学而治学”，而是要发掘传统文化之精华，使之发扬光大，以文化涵养提升国人的精神境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其“新民”理想。正如他所说的：“浚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文集上，181）
总之，作为近、现代之交的一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过渡色彩。 “三界革命”一方面开启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具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困惑。由革命到改良的政治变革理念、与传统文学观念既反叛又归复的复杂关系、对西方文明由倾慕到挑剔的转变过程，这一切无不影响着他文学观念从功利到审美的流变。这种文学思想既是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也是近代改良主义文学思潮变迁的一个典型缩影，它折射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在急遽变革的时代洪流中的可贵探索和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