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浪漫主义思潮出现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西欧，它的产生是欧洲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产物。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后，就进入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标志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工业化的不断扩大，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当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日益渗入到人类生活中，改变着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的时候，旧的荒诞还没有解决，新的荒诞已经出现了。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先驱卢梭惊呼：科学甚至文明不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只会带来灾难；席勒看到，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整体中孤零零的断片上，机器的轮盘使人失去了生存的和谐和想象的青春激情；费希特觉得自己简直无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安置自己的灵魂。^[2]对工业文明和科技主义的忧虑、反思和批判成为浪漫主义思潮萌生的起点。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明确地归纳道：“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3]由此看来，浪漫主义的总的精神旨向是对现代性的批判。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感性与理性分裂、自然与文明分离，人的自我与本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被打破了，导致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生存诗性逐渐沦落、丧失。面对这一趋势，以卢梭为源端，历经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叔本华、尼采、狄尔泰、黑格尔，直至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哲学、美学思潮，展开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对人的生存价值的确立，对现代人类精神的救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正契合了这一美学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代表了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

沈从文小说的浪漫主义美学追求首先体现在对现代文明的象征——都市文明展开了批判。在沈从文的创作框架中，都市社会是与“湘西世界”相对而存在的。通过否定前者来肯定后者，表明作者对现代性的态度。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整体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它的集中性而具有了一种在区域上畸形的高度发达。现代、工厂、冷漠、理性、异化等工业文明的产物已充斥各大都市。从乡下进入都市的沈从文，目睹和体验到的是，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下，在异已的现代化下，民族和国家正遭受着巨大的灾难和苦痛。“世界在变动中，在坚硬的钢铁与顽固的人心相互摧残的变动中，国家民族忧患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如今都雇佣化了，整个世界普遍出现了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4]

沈从文对都市文明的批判集中在都市人性的丧失和异化方面。令沈从文惊恐的是，都市人病态的生存状况，病态的精神面貌，一切都显得那么腐败、无力、萎缩。那些被文明蚀育的都市人，“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这些人所谓的价值，自然不离金钱，意即商业价值”，他们“思想矜持，情感琐碎，规矩忌讳，多而又多。”^[5]现代文明与科学知识没有给都市人带来高尚的心灵，洁净的精神，健全的人格。对他们而言，知识仅仅成为了一种求食的工具，一种装饰性的外衣，而精神上却被套上了锁链，走向了与自然背道而驰的异化道路。庸俗人生观像瘟疫一般普遍流行，他们道德颓丧、人性扭曲、性格虚伪矫饰。“在这种人群中，俨若生存只是一种嘲讽。”^[6]

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警觉和批判，不仅仅停留在声色犬马的都市里，作家敏锐的眼光同时还在审视貌似凝固的乡村。沈从文看到，在西方工商业文明的侵入和占领下，中国广大农村甚至边陲的乡寨，“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的大量输入……”^[7]现代文明并没有给中国乡土社会带来福祉，没有给农民带来生活的希望和精神的解放，而带来的是人们心理的动荡、扭曲和变形。在伦理与道德的价值判断上，乡民们正在迅速地向不可知方向滑去。“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不贪取非分所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去。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和油滑。”^[8]人性恶代替了人性美，人与人之间素朴的感情纽带正在失落，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崩溃。特别是“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素、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9]

从都市到乡村，沈从文为我们披露了一幅被现代文明污染、扭曲的丑恶景象。在二、三十年代，西方现代文明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时代气氛中，沈从文却表现出对文明的恐惧、焦虑和批判，对由文明所带来的人们道德的滑落和人性的扭曲给予深刻的揭示，显示了沈从文眼光的深隧和思想的独立。

伴随着对现代性的批判，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始终追思人生的诗意，人的本真情感的纯化，力图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震颤，启明在西方异化现象日趋严重的惨境中吟痛的人灵。一百多年来，西方浪漫美学传统牢牢把握着以下三个主题：一、人生与诗的合一论，人生应是诗意的人生，而不应是庸俗的散文化；二，精神生活应以人的本真情感为出发点，智性是否能保证人的判断正确是大可怀疑的。人应以自己的灵性作为感受外界的根据，以直觉和信仰为判断的依据；三、追求人与整个大自然的神秘的契合交流，反对技术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抗。他们企图通过“诗意人生”、“本真情感”、“人与自然谐合”这三个途径，来对抗由现代文明带来的人生的散文化、精神的工具理性化和人的无家可归感，实现审美的救赎。“审美、诗，就成了设定这个世界的根据，审美的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样版。”^[10]

在对被现代性所扭曲、变形，人性已被异化了的现代中国人进行拯救的方式上，沈从文采取的也是浪漫主义者的审美的救赎。“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尚的标准，至少还容许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几个标准，希望能从更年轻一代中去实现那个标准。”^[11]沈从文创造了一个美的标准，那便是“湘西世界”。在“湘西世界”里，他实现了人生的诗意化、情感的纯化和人与自然的同化，实现了审美人生对现实人生的超越与救赎。

西方浪漫主义思潮面对社会日益功利化、人生庸俗的散文化，提倡人生超功利的审美的诗化。“湘西世界”里的人生是诗意化人生。“现实生活世界的中心是人，生活着的人，诗意化的世界，实质上应该是诗意化的人；人的诗意化，世界才能最终审美化。”^[12] “湘西世界”里人生的诗意化是通过人的诗意化来表现的。一个个美型人物向我们展示了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诗意的人生形式。

《边城》中的人物个个都是诗意化的。“这些可爱的人，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无不先有人而后自己。这些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13]边城人个个都正直、善良、纯朴、淳厚、诚挚，关心他人胜于自己，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唯利是图，一片玉洁冰清。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思想会得到净化，灵魂会得到升华，心底也会如他们一样纯净得不含一点渣滓。尽管人生会有如老船夫那样被误解的忧伤，有翠翠那样等待爱情的寂寞，有顺顺和傩佑那样失去亲人的苦楚，但我们只会觉得生活是美的，是诗的，是我们想追寻的。

沈从文美型人物身上的诗意，来源于他们准乎自然的人性。不仅美丽、善良、纯朴的少女翠翠、三三、夭夭，能引起我们诗意的遐思，《会明》中的会明，《灯》中的老司兵也因为他们保持了那点泥土似的素朴、淳厚的品性，而闪现出诗意的光彩，使卑陋的灵魂在他们简单而美丽的灵魂面前反省、自忏。被文明所异化了的现代人所丢弃掉的美好品德，被遗忘了的人生的诗意，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找到了，如一阵奇异清新的花香令人沉醉，唤人超拨。

现代社会所崇奉的工具理性如一座“铁笼”，牢牢禁锢了人的感性和本真的欲望，使人成为一种智性高度发达而本真情感严重丧失的畸形动物。因此，西方浪漫主义者致力于解除人的理性束缚，推崇人的感性直觉，释放人的本真情感。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主张情感的本真纯化，体现了与西方浪漫主义者相同的追求。“湘西世界”情感的本真纯化，主要体现为对人的本能欲求——性爱的肯定，和对野性的、强悍的生命活力的赞美。“他以自然的性爱来抗衡由文明带来的人性的戕害和扭曲，通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生命活力甚至原始生命力，来拯救文明蚀育下的人性沦落。”^[14]自然的性爱和原始的生命活力，能解除现代人的知识武装，打破工具理性的锁链，化除异己的力量，使精神萎缩、人性迷失的现代人重返自由，恢复生机。

在沈从文看来，凡是人的自然本真情感，都是不可违拗的。因此，他给自然的性爱赋予神性的光辉而加以赞美。《雨后》中一对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在自然的陶醉中，做了神圣的游戏；《旅店》中年轻漂亮女老板黑猫，因渴望得到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与熟客作了阵撒野的行为；《采蕨》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逐渐成熟有了撒野的冲动，两人就在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沈从文在这个奔放的情欲世界中，发现的并不是放纵的情欲，而是雄强的生命和率真的天性。

沈从文笔下，柏子、四狗、黑猫以及大量的水手、士兵、乡民、女人身上，找不到温文尔雅的情感特征。他在表现这些手足贴地的人的情感世界时，汲取了乡土文化中质朴、放纵、粗野，甚至蛮性的素质，显示出来自大地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在他们，想爱就爱，想恨就恨，爱得狂热，恨得切齿，感情毫不矫饰，方式毫不做作。他们以充满元气的强健身躯、单纯奔放的生命激情，甚至原始生命力的奔突，与在情感上被理性化、被阉寺了的城里人形成了强烈对照。沈从文甚至还从那些土匪、山大王、妓女、赌徒等人身上，从他们强悍、粗野的性格中，从他们酗酒、斗殴、恶毒的咒骂声和寻衅闹事的行为中，发掘出他们也同样有一颗活脱脱的热烈的心，也同样有真实的人性。在沈从文眼里，自然的、纯真的、朴野的情感就是真的、美的、善的，而人的自我情感的羁绊，其本身就是人性的变异、生命的扭曲、道德的堕落。

“仿佛自己已经衣冠楚楚，住有高楼，但实际上，在灵魂的顶上没有屋宇，雨水滴落在心头。”^[15]在异化的世界里生存，尽管物质已无比丰富，但人的灵魂却倍感孤独。面对这种情况，西方浪漫美学主张回归自然，人与自然和谐一致，从而使人诗意地栖居，在大自然祥和宁静的怀抱中安顿自己的灵魂。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这种回归自然的呼声相呼应，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人在自我忘却和近乎无意识的状态下，作为宇宙伟大和声中的一个音符和自然融为了一体。”^[16]

《边城》、《三三》等小说，沈从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宁静、优美、质朴的自然风景画，在那里，自然与人永远那么妥贴，那么谐合地相契在一起，如一片洁白的心灵未受任何尘世的污染。在自然的化育下，人已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具有了自然的人格，如《边城》中的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7]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小溪渡口、碾房旁、油桐树下，到处都可见到如“翠翠”般的自然之子。

“湘西世界”里，人与自然达到了高度的同化，沈从文甚至有时任人物消融在自然中。“人虽在这个背景上凸出，但终无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点，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18]《雨后》就是这样一个作品，四狗“听一切大小虫子的鸣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向地下跳跃”，^[19]感受着自然的律动，不仅与爱着的“她”融合到了一起，更是与自然融合到了一起，无从与雨后的环境辨别了。

在沈从文笔下，自然不仅成为人活动的一个背景，而且成了人的一部分，成为纯洁、本真的象征，是超脱世俗功利、疗救人性异化的处所。作家呼唤人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化，就是为被工业文明迷失家园的现代人寻找回家途径，回到人类永恒的精神故乡。

人类文明的进步伴随着道德的下滑、人性的变异，人类的这种二律背反，给浪漫美学家带来了不安、恐惧和焦虑，使他们不断反省和追求，并希图通过审美的救赎来达到对抗的目的，他们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类更高文明阶段的深情瞩目和向往。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富含审美救赎意义的“湘西世界”的建构，体现他与西方浪漫美学家保持了同步，正如当代西方评论家所言，“是在寻找与全人类有关的问题的答案。^[20]

参考文献：

[1] 参见俞北平．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历史反思．［Ｊ］．文学评论，1999，（4）：129

[2] 杨春时，徐晋莉.沈从文的东方式浪漫主义[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77

[3]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2

[4] 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94

[5] 沈从文文集:第9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30

[6]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25

[7] 沈从文小说选(下)[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38

[8]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10

[9] 沈从文小说选(上)[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7

[10]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50

[11]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70

[12]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55

[13] 刘西渭.咀华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60

[14] 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62

[15] 刘小枫.诗化哲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50

[16] 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2

[17] 沈从文小说选（上）[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42

[18] 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03

[19] 沈从文小说选（上）[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8

[20] 马悦然.纪念沈从文[A].文艺报,198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