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文学革命

胡适在现代文学史、学术史和教育史甚至政治史上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他在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规范的努力，对于学院派学术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的教育理念也在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显示出特有的作用。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成为现代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他对文学革命的倡导，对白话文学不遗余力的鼓吹，在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更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原发特点，同时还有可证性，在他一生不遗余力的倡导中形成了一个系统。

一、进化论的文学观

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时以进化论为其寻找理论根据,他在1917年为文学革命首先发难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开明宗义地提出文学与时代变迁而变迁，“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第2册第7页）在这里明显是一种理论的演绎，将进化论作为文明的公理引入我国文学的演进历程。从进化论出发胡适为创造新文学提出了历史的合理性目的。那么进化论给胡适带来的不仅是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更为他们这一代文化先驱辟开了一块历史舞台。他在《历史的文学观论》说：“ 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文学，今人当造令人之文学。至于今日之文学与今后之文学究竟当为何物，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第2册第27页）所以文学进化的历史趋势可以预料，但文学会发展为什么样的文学，“则全系于吾辈之眼光识力与笔力”。胡适有意倡导文学革命就不仅是步趋时代文学发展的大势，更是以历史的主动性创造时代文学。

二、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宗旨的文学革命理论

1、白话文学的优先性：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倡导白话文学。胡适首先从文学工具入手强调白话文学是活的文学。当然这是从言文合一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来说的。胡适从现实的“势”这方面说明白话文是未来文学的正宗，是活的文学，而与此相背的古文的文学是死的文学。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批评仅仅把文学拼音运动当作汉字的辅助性工具的作法，认为那些人走的是一条文字分化的道路。作为天生聪明睿智的士大夫的“我们”“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去学那‘万因莫有能逮及之’的汉字汉文”，而愚蠢的齐氓细民的“他们” “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第1册第117页）在胡适看来，“音标文字只可以用来写老百姓的活语言，而不能用来写土大夫的死文字。换句话说，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第1册第117页)现实的需要，时代的召唤给胡适的白话文以先在的优越性。

光从现实的需要谈白话代替古文是不够的，必须从古文内部瓦解旧文学，这反映出胡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胡适在谈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的时候，就明确地将古文与白话文对举，认为中国文学历来就存在着死的古文的循环的现象，同时古文学中又有与广大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的白话文学。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他是这样将一千多年的文学历史化的“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词曲子，白话小说。…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的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1册第121-122页）白话文学不是现在着意创造之物，而是在古代文学中就有的。他不厌其烦地梳理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文学线索，如在《寄陈独秀》说：“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音(放翁之七律七绝多白话体。宋词用白话者更不可胜计。南宋学者往往用白话通信，又不但以白话作语录也)。元代之小说戏曲，则更不待论矣。此白话文学之趋势，虽为明代所截断．而实不曾截断。语录之体，明、清之宋学家多沿用之。词曲如《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人杂剧之通俗矣。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里白话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趋于白话之一例也。小说则明、清之有名小说，皆白话也。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笔记短篇如《聊斋志异》之类不在此例)，故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干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第2册第27页）

可见胡适是以进化论思想为主导，对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历史化，从而为其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为文学发展趋势张目。

2、文学革命的宗旨：对于文学革命的宗旨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它概括为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即“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第2册第45页）“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回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第1册第132页）对于讲求实证的胡适来说，不仅仅提出口号，还要考证国语有什么条件。在《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解释说：“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第12册第54页）在《白话文法》说：“现在的方言，都有尽先补用国语的希望；都要具备两种资格： 第—，要在各种方言中通行最广； 第二．要在各种方言中文学的著作最多最通行。须有了这两种资格的方言，经过一定时期，就可尽先补用，完全国语。”（第12册第3页）在《白话文运动》他再次强调：“凡是一国国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国语多起源于方言，所以(一)必须流通最远、范围最广，说的人最多。(二)必需曾产生大量的文学。”（第12册第46页）这里很明确，首先国语的建立是基础，文学家要有意识以国语创造文学，推动国语的形成。其次国语从方言中产生，从实用方面说必须流通广泛，具有普遍性，也即有能作为共同语的条件；从国语规范方面说，要有文学方面的形态，以文学方式推动传播，规范国语形式。从这两个条件说，胡适认为官话符合国语条件，有资格在文学革命中成为白话发展的典范。

至于如何实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宗旨，胡适作了许多探讨。在《白话文法》从我国文法特点谈论我国文法研究落后的状况，由于我国常常是“文成法立”，“文无定法”，教授文法则“只重‘意会’，不知‘言传’”。因而文法研究意识缺乏。（第12册第4页）从文学的角度认识白话文意义，创造新文学，打破旧文学形式，“不是个难易的问题”，更有文学情感上的修养问题。所以文学家“决不能说是看了几本《蕙的风》，《草儿》，《胡适文存》之类的书籍就算可以了。所以如果尊重新文学，要努力修养，要有深刻的观察、深刻的经验、高尚的见解，具此种种，去创造新文学，才不致玷辱新文学。”（《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第12册第27页）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他说：“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法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第1册第132页）

创造白话文学环境就显得更重要，他说顶要紧的，就是要造一种白话文学的环境，白话文学的空气，这样学的人才有兴趣。（《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第12册第22页）

三、形式主义的文学改良论

胡适是在反古文的立论中建立他的文学革命观的，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事，除第二，四条“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是内容，其他都指向文学形式。而胡适把文学形式，白话载体当作思想本体论来论的。胡适对于文学形式和内容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形式具体说白话不仅是工具，更是思维的本质东西。在《逼上梁山》他说：“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第1册第146页）文字工具的新陈代谢的历史显示了新时代的思维和感情必须要用新的工具表达。在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关于诗歌用白话还是用文言的争论中，胡适认为“他们都不明白‘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 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逼上梁山》第1册第146页）这好象是说胡适强调文字工具比文学内容有先在的优越性。但他《逼上梁山》中又说：“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打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第1册第145页）在《寄陈独秀》中说：“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渭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为文乎。”（第2册第4页）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第一是须言之有物”。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文学革命在胡适看来“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第1册第124页）他不是一个文学内容和形式二分的二元论者，在他那里，内容和形式是一体的。但在理论逻辑上说先革新工具，在实质上形式和内容是同时革新的。“我们看文学，要看它的内容，有一种作品，它的形式上改换了，内容还是没有改，这种文学，还是算不得新文学，所以看文学，不能够仅仅从它的形式上外表上看。这么一说，文学要怎样才能新呢?必定先要解放工具，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底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第12册第21页）

所以以工具形式革命为先导，将白话语言地位的确立放在思维本体上强调，有形式改良特色。但是胡适所说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那么白话文学的强调就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突出了新时代精神的活的文学了。

四、胡适文学革命的思想资源

胡适与周作人、陈独秀一样，用新的精神将中国文学的历史重新历史化，即认为他们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从白话文学进化的历史中引出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胡适甚至认为中国文学的历史实际是以白话为代表的活的文学与以古文为代表的死的文学斗争的历史。白话文学本来就在古代文学中存在，而且颇有成绩。他在《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说：“ 这二千年之中，乐府，诗歌词曲等的白话文学，占了很不少的势力，并且有很大的部分是有价值的，可以和世界上各种著名文学的作品相抗衡而无愧色 所以他们就有伟大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伟大的成功，这很大的贡献，我们无论如何．是提倡不起来的。”（第12册第24页也就是说胡适在倡导白话文过程中是以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文学为基础的，是对大众创造的白话文学的合理创新，所以他十分中肯地说：“凡是中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大众们产生出来，并本是由那些学者读书人们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忙着研究那死文字哪!干百年来的销路最好的惊人的民歌，故事，小说，都是出于市井之人街边说书，和其他同类的很熟识语言的入的手。”（《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2册第42页）不过白话文学的标准比较复杂，在历史中白话会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即古人的白话在今天看来就是古文了，在《白话文的意义》说：“我们再看，许多方言在当时都是白话、譬如我刚才说的《诗经》是白话，没有问题。其他如《论语》《孟子》也是白话，何以知道是白话呢？他用的代名词、虚字都不同，这是因为当初的文字不够、不过到了写《诗经》的时代，才把虚字都写下来。所以你们若是读过《诗经》．或是课本里选过《诗经》的诗．就会觉得由话的味儿很重。孔子、孟子是用当时山东西部的语言，《左传》这部书的文字就是代表当时几个地方的方言。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古文，在当时都是白话．不过这个白话已经隔了的三千年，时代旧了，白话就变成了古文：活的语言变成了古的语言，活的文学变成了古的文学。”（第12册第70页）这就引出了我们要在历史的基础上创立新的白话文的结论，这是进化论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

胡适还将文学革命放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找到革命的资源。在《白话文的意义》说道：“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所有用活的文学的国家都曾经经过这么一个时代。以欧洲来讲．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古文废了。欧洲的古文有两种，最古的是希腊文,其次是拉丁文。那时候罗马帝国规模很大，中古和近占早期的欧洲，所有读书入都是用拉厂文著述、通信。后来．意大利有—个大文学家最先用他本国的白话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戏剧…。只有他有勇气替意大利创造了新的文字、活的语言。”（第12册第78页）也就是说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不仅是本国文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趋势。

从上面论述可知虽然古代白话文学为他们创造新文学提供了历史资源，但它们一是由处于边缘的大众创造的，处于被压抑状态；二是它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成为古代的白话文学，不完全适合今天的需要。为此有意识开展白话文运动是将历史上白话文自然发展趋势变为一场革命。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是不够打倒死文学的权威的，“必须还有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方才能够做到文学革命的效果。欧洲近代国语文学的起来．都有这种自觉的主张，所以收效最快。”（第1册第127页）

与晚清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改良运动相比，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更有实践意义。 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文学改良运动没有从中国文学历史中找到可资利用的资源，他们要独自创制一种新的文学，没有历史感。另外他们不能将文学形式的革命放在本体位置上思考，文字工具在他们看来上传达工具，而不是思维形式。梁启超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胡适的文学革命在对中国文学历史的重新历史化中确立了白话文的历史地位，同时在理论上白话工具革命有逻辑上先在性，实质上形式工具内容在革命中是一体化的。这就把白话的自然发展趋势变为人为的有意识的运动了，既符合时代的需要，又具有可操作性。

五、胡适具体的白话文学实践

胡适在不少的场合谈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与其他人的论述不一样。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论述道：“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徒然采用了活的文字来做教育的工具，同时是做一切的文学作品的工具底一种运动。”（第12册421页）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胡适是以西方进化论为理论指导，以西方的文学观念为参照激活中国文学中的白话文学，并把它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那么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胡适不是完全舍弃中国文学，而是发现、重组中国文学的资源，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文学，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某种意义上的复兴。

在他倡白话文学的时候，他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讨论白话文的可行性时发现“白话散文和白话小说都不难得着承认”， “最难的大概是新诗，所以我们当时认定建立新诗的唯一方法是要鼓励大家来用白话做新诗。”（《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第1册第138页）新诗在他的理论倡导和写作实践中占有很重的比例。他的《谈新诗》倡导诗体解放，为中国旧诗解除束缚，为新诗的产生作出了理论准备。“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拷。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第2册第134页）他的新诗观念受美国意象派影响，突出具体形象。他在《谈新诗》谈道：“我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部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送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第2册第145页）所以诗要有“懂得性”（明白）和“逼人性”（有力）。 “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什么是文学》第2册第149页）

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白话诗集，开创了白话自由体诗歌的先河。

其小说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论短篇小说》一文中，他给短篇小说下了一个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第2册第104页）这一定义明显受到西方现代小说的横断面结构的影响，是为反对中国以长篇小说的结为构短篇小说的弊端。

其戏剧理论表现为大力介绍易卜生，引进现代话剧观念，反对中国戏剧的大团圆结构。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这篇文章中引进西方悲剧的观念，在形式上介绍西方三一律。他说戏剧有四个条件：

(1)时间的经济 须要能于最简短的时间之内．把一篇事实完全演出。

(2)人力的经济 须要使做戏的人不致筋疲力竭；须要使看戏的人不致头昏眼花。

(3)设备的经济 须要使戏中的陈设布景不致超出戏园中设备的能力。

(4)事实的经济 须要使戏中的事实样样都可在戏台上演出来；须要把一切演不出的情节一概用间接法或补叙法演出来。（第2册第124页）

他的问题剧《终身大事》是新文学中第一个剧本。实践着他戏剧理念。将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时代精神与现代的戏剧形式结合起来，是现代戏剧早期实践的重要成果。

这些具体的论述和文学实践可以看出胡适力图从传统文学中引出文学革命的资源，但是在建立新文学过程中他又毫不迟疑地以西方理论观念改造中国文学，建立一种既符合中国现实需要，又能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文学。在文学载体上完美白话文学，在文学精神上符合“人”的解放特征。

结论：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和实践系统完整，在他晚年谈论他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功绩，他仍掩饰不了自己的自得。虽然他将中国二千年的文学重新历史化的时候，较为偏执地将古文作死的文字，白话作活的文字，其理论前提有可商榷之处，但是他对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依据，历史根据是有时代感和世界意义的。他在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交汇中有意发起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并以他富于实证的精神将这一运动付之于具体实践，使白话文成为广泛接受的文学，在文学创作中推动了规范了新文学品质。

※注 文章中引文都从欧阳哲生编的12册《胡适文集》中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参考书目

1、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主要参考第1册，第2册，第8册，第12册

2、周质平著《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