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世界主义”

从理论上说，“世界主义”可以分为较低层次、较高层次与最高层次三个层面：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是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可打破诸如“希腊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等思维格局；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是超越地域或区域的，可打破诸如“西方中心论”、“东方中心论”等思维格局；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则是超越人类、超越地球的，可打破诸如“人类中心论”、“地球中心论”等思维格局。[①]

“世界主义”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人何事，均以世界为出发点、为前提。换言之，均先考虑世界，然后再考虑区域、国家或民族；当区域、国家或民族之利益与世界之利益发生冲突时，均取世界而舍区域、国家或民族。

二、胡适的“世界主义”

留美时期，胡适的思想有个显著的变化：他逐渐以人类大同为基准的“世界主义”观念代替了以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意识。这是他接受当时流行于西方知识界的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②]胡适在谈到“世界主义”的时候，曾引用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时的史学教授葛得宏·斯密斯的一句名言：“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这种“世界主义”显然是以破除“国家中心论”为目标。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度，她有许多来自不同种族和国家的居民，她拥有大量的留学生。胡适曾说他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活的重要收获便是他和来自世界各国留学生的交流，他说：“这些国际友谊对我说来真受惠不浅；它使我智慧天地为之扩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许多国家的习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③]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些年中，国际主义理想主义之潮逐渐高涨，世界主义运动开始从学生活动中产生，有很多的世界主义性质的组织在学院里成立，像在意大利就有“国际大学生联盟”，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有“国际俱乐部”，在康奈尔大学有“康奈尔世界主义俱乐部”等等。对于胡适来说，当他在到达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Ithaca绮色佳半年之后，也就是1911年2月，他就对康奈尔世界主义俱乐部的活动感到兴趣。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参加了很多与世界主义运动有关的活动，他慢慢由康奈尔世界主义俱乐部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变为了康奈尔俱乐部的主席，和许多国家的学生及一些世界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成为了朋友。通过自己对“世界主义”的亲身体验，胡适逐渐形成了对“世界主义”的信仰。

胡适“世界主义”的思想有几个含义：

第一，爱国家和爱世界是同一的。

胡适首次论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是在1913年4月，他说“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揉之以人道主义者也。”[④]在这里，胡适视爱国与爱世界为同一，他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则来处理国家关系，这是他走向世界主义，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迈出的第一步。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以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名义来处置国内事务和国际争端，结果，在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中，各国在“但论国界，不论是非”的价值标准引导下，疯狂地扩军奋战。胡适对此深感忧虑，他说：“我是不赞成我们采用双重道德标准！一个针对我们的国人，另一个则用于外国人或边远地区的人。”[⑤]胡适要求在国家、国际生活中都只应坚持同一标准，即国家的生活与国际的生活应为同一原理。

第二，认同人类的共同利益。

既然不能以“国家利益”来论国际争端，那以什么来作标准呢？胡适认为，认同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形势时说：“今之大患，在于一种狭隘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减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⑥]他认为不能离开人类的共同利益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他说：“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⑦]

第三，“和平主义”的思想。

胡适认为，国家利益可以通过战争手段攫取，而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却只有在和平环境中实现，故“世界主义”离不开“和平主义”，否则就只能是“以暴易暴”。他说：“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制火，火乃益然；以暴制暴，暴何能已。” [⑧]他力持“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兽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⑨] “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力斥西方强国主义制非人道，非耶教知道，一面极力提倡和平之说”[⑩]。为此，他最初主张推行“不抵抗主义”的外交政策。胡适留美的后三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期。战争爆发初期，胡适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研究战争之所以发生的前因后果，并写成《记欧洲大战祸》一文。这篇文章全篇贯穿着“不抵抗主义”的思想，并视“比利时的中立便是个不抵抗哲学的具体例证”。但“不抵抗主义”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像比利时的中立不仅未能保全自己，反而遭到了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到后来，在安吉尔和杜威的影响下，胡适的“不抵抗主义”逐渐为“新和平主义”所代替。他“开始舍弃原有的不抵抗哲学而接受一种有建设性的，有关力量和法律的新观念，认为法律是一种能使力量作更经济有效利用的说明书”[11]，他开始“相信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然后由一国际组织来防制战争的可能性”。[12]这就是说，对国际问题和人类困局的思考，胡适力求动员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来维护国际公法，制止战争，实现世界大同。

三、胡适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日本趁此机会，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构成了对中国最直接的威胁。对于日本的侵略，胡适的反映范围是从宣传不抵抗主义到提出寻找更公正、有效的国际法。

1915年，日本对山东进行了军事侵略后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此，海内外华人皆极愤慨，留美学生纷纷集合抗议，讨论如何抵制“二十一条”的问题。当时有的学生在《留美中国学生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对日作战”，并且“对日本立刻开战”。而当留美学生开会讨论反对“二十一条”的特别会议时，胡适却以“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态度拒绝参加会议，并留下一张便条：“吾等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之后又写了一封《致留学界公函》的信，指责主张对日作战的人是“疯癫”是“发疯”。据胡适回忆说，当时他的观点遭到了朋友和同学们的反对，大家多有不满，批评他“木石心肠”，是“卖国贼”。平心而论，当时胡适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拿什么去作战？我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太弱，无法和日本抗衡，“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顿的第三级的巡洋舰。”[13]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再加上对日本侵略野心认识的不足，所以胡适一直主张“不抵抗主义”，可这也非权宜之计，而且在国之将亡的危机下，谁能够保持冷静、不慌不惊地去读书求学？谁又能去否定留学生们慷慨激昂的爱国呼号？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已经没有人怀疑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后，胡适提出了他的对日政策。残酷的事实使胡适开始修正他的不抵抗信条，他开始寻找更公正、有效的国际法，他寄希望于美国和国联。

胡适在留美期间，为美国的文明所折服，对美国的一切都发生了相当的好感，“爱屋及乌”的思想使他偏信美国，他看不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阴险性，误以为美国会遏制日本的侵华政策。不仅如此，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由国联调解中日直接谈判。他认为中国的前途有赖于一个合理的国际组织，他说：“我们的将来必须依靠一个比较近于人类理性的国际组织，使强者不轻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头讲理，安稳过活”[14]胡适是这样的抱希望于国联，他期望世界舆论能迫使日本逐渐同意与中国和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国联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吗？就像现在的联合国安理会，这个组织真的那么有权威吗？它真的可以让世界和平吗？假如是，那为什么美国要打伊拉克，管你联合国的反对与否，它都是我行我素、照打不误；又如现在的日本，它想参拜靖国神社就去参拜，根本就不理会你舆论谴责的有多厉害。现在的国际局势尚且如此，更别说当年了。

其实，读胡适，似乎总会感到胡适这个人心底的矛盾与痛苦，因为，当中国还不强大还很落后时，要成为一名爱国者是很痛苦的。他爱国，他立志要作国人的导师，他想拯救这个昏睡的民族，他想再造文明把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自主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中国，可他却分明地感到这个民族的不争气，因为这是一个政治腐败、经济贫穷、外无独立主权的民族，他想不到更好的救世灵药，他只能对日一再妥协并寄希望于美国和国联。

可是我们知道，西方和日本残酷的侵略渐渐证明了胡适的世界主义的理想是有限的，他向往的合理的国际秩序也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胡适这个人就是这样，他的精英主义和才智往往使他以为，每个人都和他一样的冷静，每个人都会像他一样有理性、懂道理，并为一种道德正义感所指导。他一步步后退，一步步向日本妥协，可正如他后来说的：“只有我退一寸，人进一丈”，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绝不可能的。[15]就像“被赶到死胡同”的狗，当他的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胡适最终放弃了世界主义。

我自己一直这样觉得，“世界主义”是建立在每个民族国家平等的基础上的，不是说因为“世界主义”，所以每个民族国家是平等的，而是说，只有每个民族国家平等了，你才能到达“世界主义”。而这个平等的条件就是你自己的强大，你经济、军事实力强大了，你的政治实力才会强大，你在世界上才有你的话语权，你才能讲世界主义。

当然，这上面讲的都是政治外交的观念，我自己有个问题，“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相信为胡适日后冷静思考传统文化是准备了条件的。胡适写过《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虽然他是使用过“全盘西化”一词，但他并不是全盘西化，他只是主张西化。而且我们必须得注意，他一方面推崇西方文化且批判东方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一直在做整理国故的学术活动，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对《墨子》的点校，对《老庄》的评判，对禅宗的研究，对《水经注》的考辩等，为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杰出贡献。像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世界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又或者说是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一种民族主义关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