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太炎的读书报告

一、章太炎其人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因慕顾炎武的为人，改名为绛，别号太炎。后以别号著称。

早年他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提倡维新变法；后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驳斥康有为以保皇对抗革命和托古改制的主张，宣传革命。1900年起他公开反清，曾因宣传革命被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囚禁于上海租界监狱三年，出狱后赴日本，在东京主编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后任光复会会长。辛亥革命后由日本回国从事政党活动，曾任南京、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因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又在北京被软禁三年。1917年曾任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以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在上海等地从事讲学，并曾反对国共合作。1933年秋定居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九·一八”事变之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6年病逝在苏州。通过查看一些书籍和资料，我觉得章太炎在当时是一个叱咤风云、声望很高的人，他身处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的转折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

我首先看的是许寿裳写的《章太炎传》。许寿裳是章太炎的弟子，他以弟子身份为尊师作传，好处自然是见闻真确，且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可是那样也很容易为尊者讳，拼命拔高。这本书起初看不是很喜欢，因为它很多地方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写章太炎的一生，而更多的是摘引《章氏丛书》里的原文，借用或化用章太炎本人的自述，是种“以章说章”的写作方法。不过，这本书到是抓住“革命元勋的章先生”和“国学大师的章先生” 这主要的身份的定位来展开评传或是论述，这对我了解章太炎的思想及其材料，再去看章太炎的文集是有好处的。而且，好在这本书的最后附录了十几篇章太炎的夫人、弟子、朋友们所写的章太炎的轶事，最终使得章太炎在我心中有个基本的轮廓。章太炎给我有三个印象：

第一，很狂。当维新运动破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而康有为还在以保皇党首领的身份反对革命的时候，章太炎是断然的当众剪掉自己的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扬长而去；当他任《民报》主编，继续反清，而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借口《民报》文章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之嫌，下令封禁《民报》时，他是异常愤怒，当即赶到日本有关当局，反复质问，措词异常激烈，并将禁令奉还，拒不接受；他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让他填写户口调查，他十分反感，在各栏写道：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当民国建立后，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做了袁世凯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不久，他察觉到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野心，他把袁世凯以前授给他的大勋章当扇坠，跑到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并一怒之下，操花瓶砸碎了“大总统”的画像……。总之，章太炎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怕天不怕地， 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是个性情中人。

第二，清高孤傲。也许是因为章太炎学识渊博，他一生自负极高。他因为与康有为，梁启超政见学术不同，因而极力诋毁他们，常常展开骂战。而且当别人问他对胡适的意见时，他则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他不屑地说：“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章太炎常常是“睥睨一世，目无一子”。

第三，生活方面很糊涂。章太炎这个人生活有点古怪，他一个反清反袁皆有大绩的国学大师，不爱山珍海味，却偏爱带有臭气的卤制品，还特别爱好臭腐乳，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是霉变食物的鲜味。不仅如此，他生活中不修边幅，有点邋遢。他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他不知钱为何物，不知道钞票的价值如何。他吩咐仆人买香烟一包，便给钞票五元，他的儿子做大衣，他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建造房屋时，他也照样从囊中取出五元……这些常常被传为笑谈。

二、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

章太炎一生著作颇多，约有４００余万字。我主要看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姜义华和朱维铮编注的《章太炎选集》，里面选入的是章太炎一生比较有代表性的政论文、哲学、社会学和经学等方面的论著，内容侧重反映章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虽然在学术上，章太炎是涉猎甚广，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但正像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所说的，“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所以有关章太炎文字学、语言学、金石学、文学、诗歌等作品，这本书里是没有收入。看章太炎的这些著作，他其中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不能忽视的。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两个支点，一个是“排满反满”，一个是提倡“国粹”。“排满反满”的意识和以“国粹”文化救亡的精神可以说是构成了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主线。

（一）“排满反满”

作为当时思想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和宣传家，“排满反满”的思想自然是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方面。

章太炎出身于浙江余杭，他从小聪慧，读书多悟，其外祖父在他十一二岁时，就将《东华录》讲给他听，我们知道，浙江一带是历史上抗清斗争最为激烈且损失也最为惨烈的地方，顾炎武等人反清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就是在这样一种“华夷之别”的传统种族观念的耳濡目染下，章太炎的种族民族主义在心中开始萌芽了。

到了近代，中国是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战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发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系列严酷的现实，为“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苏是提供了条件。人们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的反感情绪越来越强烈，一个汹涌澎湃的反满革命风潮逐渐蕴酿起来，而章太炎就是这个风潮中的先锋人物。

他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他在《讨满洲檄》中历数满清的政俗十四大罪， 在《序〈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文章中，他更是花费大量的笔墨来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他认为汉族历史悠久，文化较高，是优秀民族，而满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是劣等民族，他说：“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他甚至还说道：“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而对于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章太炎的认识是模糊的，他很少有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他没有将反帝斗争作为民族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认真考虑。像他在《革命军约法问答》中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因而要求革命军对外人“姑示宽容”。

相对于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来说，章太炎这就是一种“小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他虽然引经据典地阐发汉民族正统的观念，宣传反满的思想，其言辞激烈，鼓动性强，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毕竟没能从本质上去认识问题，而是从“夷夏之别”的传统观念出发，把一切祸害和弊病简单地归结为满族人的不良统治，从而把民族认同建基于种族之上，而这又必然会导致中华共同体内各不同民族之间丧失认同基础，造成民族间的不平等。

（二）弘扬“国粹”

就政治身份而言，章太炎首先是一位反清排满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文化身份而言，他是一位“爱国存学”的国粹派。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华文明一直在受到异质文明的挑战，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戊戌变法的“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到严复主张从体到用都学西方，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一直在民族的危亡、国内的动荡中激变不休，到章太炎这个时代时冲突则更显紧张。中国人在器物上在制度上都学了西方，那文化上呢？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该如何进退？有很多的问题使得处在文化危机抉择之中的中国学人忧心忡忡。

章太炎出身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9岁时随外祖父研习儒家经典；祖父去世后随父亲学习，研读经书；22岁时师从于朴学大师俞樾，研习训诂和考据等国学达7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还向当时的名儒请教文辞法度、佛学、墨学等方面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极高的造诣。对于民族危亡的实质，章太炎认识到文化危机是中国更为本质的危机。在他看来，仅有民族文化是不足以立国，但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则根本无从立国，就会真正的亡国灭种。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本根，从民族文化中选出国粹是保国保根的最有效方法，他把国粹视为一个民族、国家能存立于世的基础。因此，面对“烈于满洲百倍的西人之祸”，章太炎果断整理国故，讲授国学，宣传以文史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国粹，以抵制外族文化的入侵，遏制西化势头，复兴重建民族文化。

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灭”，他主张“用国粹鼓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呼吁人们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他希望用国粹来填补破碎的文化空间并为后人指明方向。当然这里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章太炎虽然提倡国粹，但他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这里原因有三：①章太炎所提倡的国粹的内容是取决于历史条件和知识分子的选择的。章太炎当时选择的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类：保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存废的第一堤防；典章制度则是出于抵制西法；人物事迹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典型象征，这可以在社会上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之心。②章太炎所理解的国粹，并非是指传统文化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精华部分，那些忠经死节之类的糟粕，是不在国粹之列且必须剔除的。③他所提倡的国粹是以战国时的百家争鸣为参照，具有多种思想兼容并包和多元共生的气象，像儒学只是百家之一家，国故之一部，这就排除了儒学的中心地位。

第二，章太炎所提倡的国粹内容并不局限于传统文化，它仍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特性。章太炎反对排斥西方文化，他说，对于外来文化，“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 主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但同时他也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包打天下，他反对撇开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文化，他主张不同的文化“短长相复”，通过交流和比较达到互补互益。从这可以看出，章太炎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倒不是惟传统是从，惟西方是拒的绝对文化民族主义，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他的保存国粹的命题，既是基于对传统精髓的认同，又是自己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