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言说焦虑

　　关于近年出版的《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我听到的赞誉已经很多。我对编者余世存先生苦心孤诣编撰这本书同样心存敬意。和一切杂俎类笔记小说一样，这本书具有历史回音壁的性质，它使某些特定的历史瞬间得到定格，也使某些陈年往事一下子清晰如昨，那些早已灰飞烟灭的风流人物及其所谓“非常话语”，借助“回声效应”忽然间变得炙手可热。这在历史已经缩水成“历史学”，一般大众只顾“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就是不知、不愿、更不屑“向后看”的当下社会，的确可收“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效，入夏以来的坊间热卖、圈内好评自然也就不难逆料了。不过，作为阅读的意外收获，我更多想到的却是因为耳熟能详而又常常显得语焉不详的两个词——“传统”和“现代”。在这部别具怀抱且好评如潮的书里，我读到的不仅是“话语”本身，还有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言说焦虑。

　　不消说，《非常道》的声名鹊起，首先应感谢道家的始祖老耽。《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千百年来，此言作为道家哲学的开山纲领广为流传。显然，老子的“非常道”绝非“非常话语”之谓，它传达的恰恰是对话语之能力的极端怀疑。老子之外，《易传》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庄子·外物》篇所谓“得意忘言”，皆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揭橥语言作为“言道”、“表意”工具的苍白。然而，语言之为语言，有时又确有着超乎寻常的巨大魔力。传说仓颉造出汉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情节固然荒诞了些，但足证文字在先民眼里不仅具有“袪魅”的功效，而且最终使自己成了天地间最大的“魅”。中国民间素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也说明对语言文字的崇拜已经到了可以“爱屋及乌”地转移到语言之载体——字纸的程度。尽管老子还说过“知（智）者不言，言者不知”的话，但他还是在出关前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老子的行为告诉我们，“反对阐释”的最好办法通常仍旧是“阐释”。

　　《非常道》的诡谲处几乎全部隐藏在它那白底黑字的封面上了。当你默念这三个汉字的时刻，就是传统的河流淙淙流过现代的时刻，那一刻，你不得不佩服那些肉体已经死灭，可依然“寄生”在他所说过的话语中的先哲们。我要说，正是那一刹那的心灵悸动使我花钱买了这本书。当“现代”让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传统”。一个现代人，如果还想做点文化的事情，他就不能无视传统，尤其是早已渗透于民族血脉中的本土文化传统。顺便说一句，“非常道”这一经典语词的“古为今用”并不自余世存始，借助便捷的网络搜索系统，你可以得到上百万条符合标准的搜索结果，除了最为常见的引经据典，也不乏以“非常道”冠名的网站、团体、跨国公司、长篇小说甚至还有电视连续剧。这说明，一直不被我们怎么待见的传统其实始终是如影随形、润物无声、无微不至地关照着我们。尽管它是用了一种最为柔弱的方式——“语言”，可是，如果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Claude Hagege)的观点可从，那么还有什么比语言更能影响、甚至决定我们这些“语言人”的呢？依存于语言的传统常常就像无孔不入、随物赋形、柔亦至刚的水，我们汲取着它的营养却又浑然不觉。不过话又说回来，传统的影响过于强大，有时候却抑制了我们的活力，至少会为我们掩盖自身创造力不足提供某种托辞，更有甚者——这是最可怕的——它还会成为我们蔑视传统的内驱力。

　　如果说《非常道》的书名涉嫌对老子的“隔代盗版”，那么，“1840－1999的中国话语”的副标题以及“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所谓非常时期，必有非常话语”的封面广告，则赋予了“非常道”三字以全新的含义。不要小看这小小的笔底波澜，“道”的含义一旦被锁定在“话语”层面，就不仅使“似曾相识”的经典语词陡然“陌生化”，更使整部书找到了足够宽广的传统河床。这河床是什么？正是我国古代史学叙事两大书写传统之一的“记言”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文心雕龙·史传》也说：“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中国人对格言隽语和机智谈辩有着一种特别的迷恋，儒家认为“有德者必有言”，“立言”和“立德”、“立功”一样可以“不朽”。《论语》这样的语录被尊为经典就是一个明证。在中国人的审美意识里，话语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审美对象去玩味，尽管老子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他毕竟还是首先承认了“美言”之“美”。在先秦的子书和史传两大著述传统中，“记言”与“记事”并行不悖甚至更为重要。汉以后，《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才将“编年”和“国别”二体、“记言”与“记事”二法合而为一。但“记言”的传统仍未就此式微，它在“子部·小说家”中继续存在，并最终定居在“琐言”、“丛谈”（刘知几、胡应麟对记言小说的分类）之类的文言笔记小说里。

　　无庸讳言，《非常道》接续的正是这么一种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记言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者余世存先生可谓别具只眼。撇开内容不论，《非常道》骨子里就是一部非常传统的笔记小说。通常的情况是，编者替读者看了很多书，并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将认真做过的“读书摘记”编辑成书以飨读者，如此而已。我这样说，绝无对编者的半点不敬。许多古代的野史作家们，不就是带着这样的“思古之幽情”、“雅人之深致”开始他的故纸堆生涯的么？有的人正是这样一不小心弄出了一部传世名著的。在我看来，如果《非常道》的编者真的这样想、这样做那也无可厚非。民国时期易宗夔编写《新世说》时，正是把旧文学当作“春天的鸟叫，秋日的虫啼”的，所以倡导白话文的他却用文言行事，但这点古典的趣味丝毫不影响他成为法政精英、新学先行（参见拙文《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载《读书》2002年第8期）。不过，毕竟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真的在变。我所目击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问题上，当年在作为改良派的易宗夔们的脸上尚不明显的言说焦虑，此刻已经深深镌刻在余世存——以及更为多数的“我们”——的额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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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非常道》的编者并未数典忘祖。就《非常道》而言，传统和现代的接力不仅表现在对经典语汇和记述传统的继承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既往文体的借鉴上。中国人一向不太善于建构体系，却擅长营造文体。打开中国文学史，我们难免会被五花八门的文体弄得眼花缭乱。如果说，我们是生在一个在文体上极富创造力、且不断追求文体新变的文体大国，我们的文学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文体演变史，这话恐怕不算大错。遗憾的是，比起老祖宗，今人的文体创造力实在是乏善可陈。似乎抛弃了文言之后，我们剩下的只是大白话。这也就难怪，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传统的“旧瓶子”，买了“新酒”的主人要大费踌躇。余世存在《信息时报》组织的访谈中说：

　　我想恢复启蒙的本来面目，校正一百多年我们的启蒙过于正经的一面，也就想到了诗话、世说一类的笔记传统。启蒙让每个人运用他自己的理性成为他自己，也是我们常说的金针度人。书中的每一则都可以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有的人因此问过我，我说都是对的。可能一个读者这么理解，但看到我把话语放到另外一个分类上，他会想到我那么理解了，他会想到世上存在这么一种解读法；还有就是，他在不同的年龄心态下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但只要这种多样的理解并存，他对自己就有了一种理性的态度，他不至于还像类人孩那样狂妄，他与你我之间也就有了一种理性交流的可能。

　　撇开启蒙是否有所谓可以“恢复”的“本来面目”，“诗话”、《世说》之类笔记是否一定“不正经”，以及“不正经的启蒙”是否还是“启蒙”等话题不谈，我们在上述这段话里，读到的不正是一种“言说”的焦虑么？

　　谢天谢地！余世存先生对读者的“理性”保持了充分的尊重。他在笔记的传统中找到了一个权威的载体《世说新语》，这一点就非常明智。笔者研读《世说》有年，和眼里全是“现代”的读者不同，我在《非常道》这部书的背后，看到了一个最具民族特色的经典叙事传统的复活。其实，“复活”完全是一种修辞，因为它从来就没“死”过。据我不完全的统计，后世模仿《世说》体例编撰的文言笔记小说就有将近30种：唐有刘肃《大唐新语》，宋有王谠《唐语林》、孔平仲《续世说》、李垕《南北史续世说》、王方庆《续世说新书》，明有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何良俊《何氏语林》、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焦竑《焦氏类林》和《玉堂丛语》、李贽《初潭集》、林茂桂《南北朝新语》、郑仲夔《清言》、曹臣《舌华录》、赵瑜《儿世说》、张墉《廿一史识余》，清有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王晫《今世说》、章抚功《汉世说》、李清《女世说》、颜从乔《僧世说》、李文胤《续世说》、汪琬《说铃》、邹统鲁、江有溶《明逸编》，民国则有易宗夔的《新世说》和陈灨一的《新语林》。据说宋代尚有阙名作者的《大唐说纂》，清代严蘅亦作有《女世说》，想来也当属此类著作。

　　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部作品或一种文学体式取得成功会引来续貂或效颦之作，一直是我国文学史的一个常见现象，但形成如此长时间、大规模模拟局面的著作，不仅在我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就是放诸世界文化史也是十分罕见的个案。《世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除了内容方面的作用外，其形式方面特别是文体“新变”所带来的审美愉悦，更其重要。为什么同是雏形期“粗陈梗概”、“丛残小语”式的笔记体小说，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体式；同属志人小说，《语林》、《郭子》等著作早已湮灭无闻，而《世说》却不仅清音独远，且续书、仿作不断？原因无他，就因为《世说》开创了一种英国文论家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预言：“《世说》体”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文本系统，“有着‘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会不断‘再生’”（参见拙文《世说学论纲》，《学术月刊》2003年11期）。

　　还没读完《非常道》，我就断定，《世说》体又多了一部续书。笔者也曾动过编写一部《现代世说》的念头，可是由于懒惰，一直停留在初级阶段。《非常道》的出现不仅验证了我的预言，也让我顿生茫茫人海、吾道不孤之感。某些旧文体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隧道来到当下，或许正是其自身包含“现代性”质素的缘故使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常道》的成功也是“世说体”强大生命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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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尽从形式层面解读《非常道》未免有点郢书燕说。津津乐道于《世说》更会让有志于“启蒙”的编者大跌眼镜。余世存先生显然有比《世说新语》作者更大的抱负。他在上述访谈中还说：“实际上，我很早的时候就对话语感兴趣，我的笔记本里早就有一些读书时留下的话语片段。从中国人的话语里我感到有某种非理性的东西，它高于逻辑、超越理性，自成一个点，难以成为对话的平台或前提。中国人的话一旦出口了，别人就无可置喙，为什么，因为其中理性的搭桥铺路需要越过千山万水。我希望用聚光镜的方式把这些话语显现出来，让人们意识到，每一句话都是有限的，都是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是自以为是的“伟光正”的。我后来用了一个概念，‘类人孩’，来描述人们在文明进化之路上的状态。这本书其实是为这个概念做注脚。”读了这段话，我除了觉得佩服以外，真是无话可说。盖编者之用心，非在消愁遣闷，亦想借一理念有益于世道人心也。“类人孩”之概念，尽管本身并不圆融——比如我们就可以反问：难道孩子不就是‘人’吗？对于孩子而言，“成长别烦恼”的祝福不是很可怀疑吗？如果书中所“道”尽是“类人孩”们“非理性”的狂言，又将我们自身至置于何地呢？谁能说依此推理，不会陷入“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的历史循环论的怪圈？——但编者的努力仍然是值得尊敬的。《非常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超越了古代的那些《世说》体著作。

　　当然，相对于编者的深刻命意，对传统文体的沿用又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编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文体“有利有弊”。所以他强调说：“《非常道》不同于《世说新语》，读者自会明见”。正是这种“欲拒还迎”乃至“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暧昧态度让我嗅到了一丝“焦虑”的味道。是啊，用《世说》体编撰并不意味着对《世说》的趣味照单全收，但在我看来，正是《非常道》“不同于”《世说》的地方颇可挑剔。首先，尽管和古代的“《世说》体”著作一样，编者在分类的名目上作了一些“更新”，但整个“系统”并未“升级”。《非常道》的分类，比起《世说》分类的高度抽象化、逻辑性和程式感，实在显得太过粗糙和随意。“史景”、“文林”之类，“武运”、“革命”之属，“性情”、“狂狷”之匹，“立言”、“代言”之分等等，恕我直言，可谓文质相犯，强分泾渭。其次，各门诸条忽按时序先后排列，忽又“时空倒错”，人事纷杂，体例不纯不说，亦让人觉得编者考据的功夫还未做到家。须知杂俎之作虽为“小道”，但小处不慎亦会牵动大局。第三，月旦品题之书，褒贬诠次之著，向以不涉生人为佳，以免朋党标榜之讥，《非常道》所记既为历史人物或作古之人，而又偶或穿插当今人士，虽为无心，终是一憾。第四，语言文白夹杂，未能统一，读者虽能理解，编者或可引咎。惟其如此，书中才会出现一些诸如目录中把“心智”写成了“心志”，“张友鸾”写成“张季鸾”，以及两处涉及梁效班子的文字，其中一处把冯友兰写成了汤一介等等讹误。连编者也坦承并“羞愧书的粗糙”。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言说的焦虑了。

　　这其实是我们共同的焦虑。焦虑的病灶在于，面对强大的经典书写传统，我们尚未找到更为适合时代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或者说，在近一个世纪“西风东渐”、“欧风美雨”的洗礼下，精英阶层对人类普适价值的接受和传播仍然无法使我们找到民族语言的“同期声”，“小众”的声嘶力竭仍然无法掩盖“大众”的集体“失聪”或“失语”。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说明相对于古人今人创造力的匮乏，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压根就“活”在现代和当下。

　　窃以为，《非常道》发行上的成功正在于编者能够在已经所谓“后现代”了的语境中，对传统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敬意，这反而使编者所持的态度显得中正平和雍容大度。据说《非常道》还有一篇王康先生撰写的序言《走向历史破晓时分》和编者所写题为《关于类人孩语》的跋文在出版前被刊落，张远山先生引为憾事（张远山：《非常世，非常人，非常史——读余世存编〈非常道〉》，《博览群书》2005年6月7日网文，亦见上海青桐文化有限公司内刊《青桐》文化月刊2005年第8期），我却以为，这算是因祸得福，老子说得好，“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果对网络时代的民智还缺乏足够的信任，其实大可不必从事什么“启蒙”。我一向主张在表达真理的时候，要钻研修辞学和方法论，而不必故作危言以耸听闻。须知《世说新语》已经是时间检验过的经典，它的好处恰恰在于作者隐藏在幕后，让那些死去的人自说自话——别忘了，《世说新语》碰巧也没有序跋。（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