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思潮与早期改良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富强中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并引导着开明的知识分子探索富强之路。早期改良派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在广泛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和器物制度后，提出了变法图强，维新改良的要求。这既是时代使然，同时也是他们传统的“通经致用”“入世—经世”“经邦治国”精神的发展和实践。
经世致用思潮的源流及发展
经世主义是伦理—政治型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潮，是这种传统精神在古今、中西的碰撞、冲突、对话中的历史贯通。
1. 经世之学的含义：
“经世”也即“治世”、“理世”，也就是“经邦济世”。在先秦典籍中，“经”字往往与“纶”字并用，含有匡济之义。“经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丰富的含义：①积极入世，直面社会人生，反对避世、逃世，这是经世观念的出发点，也是经世主义的基石和核心。②以政治为人生本位，追求经邦治国、建国立业，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和表现。③注重经世之学的研讨与实践，经世之学包括治体和治法两个层面，治体即经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治法即在治体指导下的具体的安邦治国之策。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共同形成了经世之学的注重实体、实践，不尚虚文的特征。
经世观念的确立，始于春秋战国。周以前，治道巫术不分，周以后，政治从巫术中分离，成为现实的治理之道。诸子十家即出于“王道既衰，诸侯力政”的时代背景，而各家学说皆引其一端，崇其所善，以取合诸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取合诸侯，得到诸侯的任用，诸子各家就不得不选择一种“入世—经世”、“治道”的取向，以切实有用“应世方略”来助诸侯争霸。黄宗羲即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由此可见，“经世”不仅是儒家的一种价值取向，更是传统“士”的人生取向和价值皈依。
2.经世精神在明清以前的走向和发展——“内圣”与“外王”的分离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型秩序中，包含着内在的个人伦理修养（修身）和外在的政治（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内圣”“外王”两个层面。“内圣”即内修圣人之德，实现个体人格的完善；“外王”即对外施王者之政，是自我价值的外在实现。所以，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尽伦”为人道之极；“尽制”为事功之极。在孔子的儒家典籍里，内圣与外王是合而为一，没有分开的。秦汉以后，内圣与外王开始分化。秦汉等封建王朝的建立，使得统一的专制帝国的整套官僚行政体制显得比个体的道德修养更为重要。虽然封建统治者也会应用“内圣”之学，但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外王”之学。
宋代理学的兴起，才使得“内圣”之学从“外王”之学中分离出来具有独立的意义。宋代理学明确提出了内本外末的观点：“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格物，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这就把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内圣”（修身）抬高，并赋予一种绝对的本体意义，而认为外王（治国平天下）是末，是在身、心的修炼下达到的。理学以“正心诚意”的“修身”作为经世的根本，内圣之学压倒了外王之学。他们着力于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而较少注重经世实务的具体研究和探讨，更别说“致用”了。程朱理学轻视实务，空谈性理，将学与用、道与治分作二途。这引起了李贽的嘲笑和以南宋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对理学的反驳。
3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内圣、外王的合一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开始融会、碰撞、交流。这时期，程朱理学的空谈性理已经不适用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理学的扬弃，从内圣之学转向外王之学，积极追求外在事功。由于这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时代变革，经世之学更多的与时代、政治等联系起来，有着新的变化与发展，呈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务实精神。
东林党人是晚明经世思潮的力倡者，他们“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并指责玄虚的心性之学是“以学术杀天下万世”。与性理之学的玄谈矜夸相对照，东林党人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为了反对性理之学，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纷纷从复兴儒学传统的高度来倡言经世致用之学。在他们看来，儒学本来就是经世致用之学，内圣、外王不分的，只是在程朱那里，学者空谈性理，才使得义利两分，知行分裂，失去了儒学的本来传统。黄宗羲认为，道德与事功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事功必本于道德，节义必原于性命”，主张内圣与外王结合，学用不分，知行合一。
虽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以复兴儒学的本来传统反对性理之学，但这只是指他们当时的理论策略是在儒学的本原意义上倡导经世致用思潮，事实上，他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潮，并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而是在风云际会的时代环境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明清思想家主张“法有可采，何论中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容纳外域新知，会通中西，突破了传统经世之学重道轻艺的思维局限，扩展了经世实学的社会内涵。
4.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潮
晚清社会政治的巨大变革，使得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局限于书斋式的考据和玄虚的空谈思辨，开始关注社会现实，思索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由此，中国的学术思潮也开始发生相应的转变。
① 汉学（朴学）的衰落与蜕变
汉学，就是“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汉学盛行于清初，流行于乾嘉时期，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因此，汉学又被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治学路向为以声音文字义求训诂，以训诂以求义理，专注于训诂、考据，而忽视了义理，也就更谈不上致用了。在晚清风云变幻的时代形势下，这种埋首书斋的考据、训诂已经不合时宜，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诟病。而在汉学内部，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社会现实，要求从现实出发。在这种形势下，汉学由内向外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一是从考古转向通今，回到西汉今文经学，寻求微言大义，直接参与现实政治，针对现实发言。二是从考据转向义理。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学术转向的趋势。
② 程朱理学的复兴
桐城派的奠基者姚鼐对汉学的考据学风极为不满，主张因文见道，并以程朱之道统自任，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理论。这种理论，既肯定了以义理为核心的宋学，也吸收了汉学以考据实证见长的观点，依靠程朱理学来维护纲常礼教，规范社会，匡正人心。但是，晚清宋学（程朱理学）的复兴不注重在对义理的研发，更多的是强调经世功用，既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也重视外在事功，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不足，主张内圣与外王结合。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词章”中加入“经济”，强调经世济民的重要性，虚实结合，内外统一，这是宋学（程朱理学）向经世致用的发展。
③ 今文经学的兴起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为传习儒家经典的学派。今文经学侧重于探索经学的微言大义，援经议政。古文经学则重于名物训诂，分析经典文义。在清代，首开今文经学门径的是庄存与与刘逢禄。清代的今文经学大多阐发“春秋大义”以求“通经致用”，注重经世，强调变易。魏源和龚自珍发展了今文经学的“以经术为治术”的学风，大倡变法，从经学走向启蒙改革、变法图强的经世思潮。
晚清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变革中，看到了封建传统的岌岌可危，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他们更是痛感到中国技不如人，法不如人，变革势在必行。从魏源、龚自珍一代，到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积极地开始了探索中国近代化进程。
早期改良派的思想表现
1861年前后，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这是一场自上而下，以封建官僚知识分子为主要实践者的向西方学习器械、制造文明的运动。推进洋务运动发展的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鸦片战争期间和剿灭太平天国时期，他们深切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尤其是李鸿章，更是太平天国时期西方的军官、兵器以及技术的受益者。因此学习西方，制造生产这些器物设备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限于对西方有限的了解和接触，洋务派的学习西方，就只能落实到军事层面，即技和器的层面，以军事救国图强。
不同的是，与此同时，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因为更多地有出使西洋或与西方直接接触和了解的机会，更多地接触了解到了西方文化、制度的先进和优越，他们不局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开始要求对中国进行变法、改良，实行实业救国。虽然他们也实际参与着当时的洋务运动，很多人都是当时洋务大臣的幕僚，但他们的思想已经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具有了早期维新改良色彩，与洋务运动的“变器不变道”“中体西用”观点不同，他们已开始了从体用、器道两个层面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和设想。
与洋务派土生土长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郑观应、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王韬等人都具有长期的与西方打交道的经历。新旧交汇、中西融通是他们思想的主要特点。在这种融汇交流中，传统的经世之学的含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管是治体与治法的层面，还是“内圣”与“外王”的层面，早期改良派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偏离。他们不再死守圣人之德，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也不主张外施王者之政，而更多的从西方寻求先进的文化、制度以求改变中国落后局面，实现富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思想中的经邦济世、治国、理国的积极务实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改良派对“古今变局”的认识日益深入，在这一变局观的引导下，这时期的经世史学和地理的研究更为深入，其通今致用的精神更为鲜明。他们在域外的同时对“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都无不详细记载。这就更为当时的士人介绍了西方历史、人文、风俗以及外交知识和理念，同时在这些记载中也反映了改良派对世界各国的认识，并积极地要求变法，为当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建议和改革措施。如郭嵩焘的《使西纪程》，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在实地的考察和实际的接触中，将西方先进的外交理念、策略和政治制度予以绍介，并引起了外交观念的变化，诸如引进近代国际公法的理念，外交礼仪等。
在“古今变局”的形势下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浸染、刺激下，早期改良派针对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名实比符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的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思想和主张。
1. 变法的观念
早期的维新改良派大都以“穷变通久” 作为自己变法的立论依据。王韬在《变法》里说：“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认为从古代到近代，无不是“穷久通变”，因时制宜。薛福成也在《筹洋刍议》里说：“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世变小，则治世之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之法因之大变。……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指出了变法是时代使然，新的时势要求变法，因此必须因时而变，虽“孔子而处于近日，亦不得不一变”。郑观应也在《考试》一文中指出“千古无不弊之政，亦无不变之法”，在“外患循生，内忧叠起”之际，不思变法，墨守成规而想要富强，只能是南辕北辙。 早期维新改良派的种种变法理论，与魏源等人的“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的思想如出一辙，都是在时代风云面前，改革弊制，以变法求富强的入世—经世精神的体现。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早期改良派提出了很多措施和设想。
①设议院，立国会，实行政治改良
郑观应在《议院》（上、下）里倡言中国要学习西方的议院制。他说：“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他考察西方的议会制，认为在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三种政治体制中，最适合中国的就是君民共主之国。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变封建专制政体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
与郑观应一样，王韬、薛福成等也提出了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制度，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改良主张。王韬说“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高度赞美了这种民主的君主立宪制。
②官吏和议员实行公举，仿效西方，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取众望所归，“人地相宜”的人。
③ 年老让贤、裁汰冗员，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
④ 广办日报。郑观应主张办报，以实行有效的民主、舆论监督和夸大信息的交流及扩散。
⑤ 改革教育科举制度，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早期维新改良派主张大力培养人才，改革科举、废除八股。郑观应还仿效西方学制，提出了设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等的学制。并在教授所学课程和考试中增加西学，另设艺科、专科。还提出了女子的教育问题，增设女塾。
2. 体用、道器观念的转变
体用、道器的观念中国历代以来的哲学观念，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纲常礼教，孔孟之道，是本体，器是在“道”的具体化和实践化。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器不变道。即立足于封建的统治秩序实行器物、技艺的革新。早期的改良派也有中学西学、中体西用的说法，但在实质指称上已有了变化。在郑观应那里，西学已不仅仅限于格致、技艺之学，还包含着西方的议院等民主制度。他认为，西学也有体用，也有本末，并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
“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至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段话既是对洋务运动学西学舍本逐末以军事求富强的否定，同时也表明了郑观应不局限于体用之辨积极的主张进行政治改良的要求。他还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在《盛世危言》里，郑观应从各个方面，如公举、日报、吏治、户口、教养、刑法、医道、税则、厘捐等各个方面提出对中国政治进行改革，从器道的层面上学习西方。
王韬在体用、器道的观念上则提出了西方的道器、本末都是从中国学去的，是中国上古就有的东西，因此主张对于西学应不分器道，本末皆学。他说：“道贵乎因时制宜，……适时而变”。并认为道中有器，器中有道，不可绝然割裂。
郭嵩焘也针对洋务运动只从军制器着眼，以西学为辅、中学为主的观念，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认为没有好的政治制度作为根本，是不可能实现富强的。
3.以商为本的实业救国观念
于洋务运动的着眼于军制器救国的观念不同，早期维新改良派大都以求富，发展商业作为救国之本，主张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王韬说：“富强即治之本”，马建忠也说：“治国医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在分析了西方国家的以商立国，以商富国、强国的事实后，郑观应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这直接批判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要求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等实业。在改良派的以商为本的观念里包含着：
一：国富以民富为本。郑观应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主张以实业为本，以民为本。他实业救国的生涯总括起来就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薛福成也说：“论一国之贫富强弱，必以商务为衡；商务盛则利之来，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商务衰则利之去，如水之日泄而不自觉也。” 薛福成还注意到了“利”是推动商业发展的原动力，他说：“使人人各遂其私求；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这种民富而后国富，藏富于民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它清除了“文人士大夫以言利为戒，羞于谈利”的传统思想，为“利”正名。发展商业、振兴经济，提倡实业，成为当时改良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洋务派和改良派都是要求富强救国的，但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改良派和洋务派存在很大的分歧。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立足于练兵、制舰等外在的武装力量，以图自强，御外辱，而根本没考虑到经济是发展的主导、根本力量。在这方面，应该说改良派是看到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也看到了西方各国在中国的通商掠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发展近代商业。郑观应就提出了“商战重于兵战”，“国既富矣，兵奚不强？”早期维新派从“商战重于兵战”出发，认为洋务运动只知兵战不知商战是舍本逐末，“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
在如何振兴中国商务方面，早期的改良派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最主要的有：
①大力发展民办商业，认为官办以及官督商办商业，要么是终鲜获利，要么是官吏不知商务利弊，不通权变。郑观应在《商务》里说“……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
②成立专门的商务领导管理机构，保护发展商业。
③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
④重订税则，厘定捐章，降低出口税，增加进口税。
对改良派的思想的简要评价
早期改良派的经世思想无论是在治体上还是在治法上，都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都逸出了传统的古典的“经术”“治术”的范围。他们在“变”的思想上，打破了传统的道器、体用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由里向外，由本到末的改良措施。因此，他们比洋务派站得更高，也看得更远，显示了他们思想的先进性和主张的开明。他们的在中
早期改良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致用”的务实思想。“经”的概念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在时代面前不断变化，已绝非古典的儒学经典、“六经”和诗书六艺，而开始在吸纳西学的基础上向近代演变。另一方面，早期改良派大多喜谈洋务，专注于实学，而于经学研究甚少，因此也并没有真正“通经”，而是走上了一条维新、改良的“通今”之路。
早期改良派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的维新改良措施和要求，但是有些地方也呈现出一种矛盾、混杂的状态，并在前后期思想也有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过渡性。他们从旧营垒里分化出来，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和这旧的秩序决裂。但是，与同时代人相比，他们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给了我们很多很多。
参考书目：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使西纪程——郭嵩焘集》，陆玉林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采西学议——冯桂芬 马建忠集》，郑大华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筹洋刍议——薛福成集》，徐素华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盛世危言》，郑观应，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中国启蒙思想文库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夏东元著《郑观应传》（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1月。
冯天瑜、黄长义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忻平著《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