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题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名极有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他的评论，就像章太炎在《检论》中说的：“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人们对他或褒或贬，见仁见智。不过，尽管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不同，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影响。
一、曾国藩其人之印象
曾国藩是一位涉猎广泛、思想复杂的人，他的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不过我觉得有几点他给我印象很深：
第一，性情刚烈。曾国藩本是一文人，打仗不是他的本行，他自从1853年创立水师以来，竭力经营，费了很多财力，但屡屡不见成效。他本想浩浩荡荡打到南京，战无不胜，可不料却出师不利。他最初失利于岳州，后来又挫败于靖港，而且因为湘军的溃败，很多人对曾国藩产生不满，官绅之中也有讥笔甚至提出弹劾的。这使得曾国藩羞愤交加，愤急之余两次投水自杀，不过都为左右救起，才得以不死。其实，湘军出境时不过二万人，而太平军当时已有燎原之势，所以，湘军通太平军作战时，败仗自然会居多。还有一次，当曾国藩进兵江西时，太平军夜袭湘军水师，放火烧去战船十多只，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获得，文卷册牍都为失去，为此，曾国藩十分急愤，很想以身殉国，他草写遗疏一千多字，便准备单人匹马赴敌以死，幸亏罗泽南、刘蓉及幕友力劝才止。
第二，好学。曾国藩自5岁入塾受学，到62岁去世的50余年中，博通群籍，泛览百家。就像他的门生故旧称他“无学不窥”一样，他认为天下无一件事不是学问，而学问之道，在于到处留心，摘由备查。他常劝诫诸弟，应该留心实学，不可专注于功名得失。曾国藩爱读书，而且是把读书当作一生之事，相伴终生。1871年，曾国藩已经61岁了，身体每况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了，许多人都劝他静养享福，但他仍旧读书不息。就像他自己说的“废学无以成才”，可以说，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是读书的成功。当时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其实，我们只要知道曾国藩平时是如何地刻苦读书，关心时务，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
第三，毅力非凡。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给自己立下13条课程，作为每日生活的规范。对于他自己立下的课程，他努力实践，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尤其是早起，他奉着先人的教训，黎明便起，成为习惯。他的至交与幕僚欧阳兆熊说：“曾国藩守其王父星冈
第四，谨慎行事。曾国藩很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了如指掌，他想做点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朝是满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所以，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他做事都是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自古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猜忌。当曾国藩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他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确表示没有挟持军权的态度。他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还是留在两江总督任上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而且他在剿捻时从不以劳苦为辞，但逢到军事失利，立即推荐李鸿章自带，他的做法无非是想远权势而避嫌疑。还有像曾国藩在家书里面，他絮絮叨叨的说，反反复复的写，和邻居亲戚的相处、婚丧嫁娶的礼金、儿女的学习、兄长的成长、造房子、坐轿子、出路费……方方面面，具体细致，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写到的。他语重心长的规劝，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其实也是希望自己的家人在人生的道路上能谨慎处事，巧妙护身。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像曾国藩，有人把他奉为圣人，加以顶礼膜拜，不过也有人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对他加以批判。的确，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替行将崩溃的清政府延长了六十年的寿命，这既是他最大的功劳，也是他最大的罪案。对于他的评价，人们离不开太平天国的那段历史。
清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腐朽，政治的不良，兵营的腐败，成为种种社会不安的因素。在上者不知民间疾苦，造成“官逼民反”的事实。在太平天国发生以前，长江上游常发生乱事，但因为规模不大，组织不善，所以经官方压制，没有酿成大患。1847、1848年间，两广大饥，于是群盗纷起，到处劫掠，多次科场失意的广西秀才洪秀全于1844年组织了拜上帝会后，在1851年率众在金田村建号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年底攻下永安州，次年6月入湖南，9月逼长沙，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是太平天国的革命风雷将曾国藩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从而，他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如果没有席卷大半个中国、且又坚持了十多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就不可能有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地位。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假如没有当时的时势环境，是不大可能造成他惊人的事业的。不过，一直有很多人在讨论曾国藩时，认为曾国藩替清王朝卖力，扑灭太平天国，他是不足齿的。其实，我们是不应该以现代的眼光去平衡当时曾国藩的政治思想。
曾国藩出生的时代，是十九世纪初叶，西方虽然已经开始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思想，但中国却还是闭关自守的状态。除掉几千年传下来的忠君孝悌，是没有其它具体的政治思想存在。曾国藩作为满清王朝的大臣，要求他站在农民起义一边来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以封建士大夫、封建官吏的标准来要求他，评价他。当太平天国兴起，高扬灭清的旗帜，凡是封建官吏、士大夫都是站在清王朝一边的。倘若林则徐不死，他也会尽其所能镇压太平军的，但林则徐因为反对外国侵略者有功，所以我们称他为民族英雄，并不十分计较他对农民军的仇视和镇压。
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这要从理论和实事的结合上来说明。首先，太平天国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例如洪仁玕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坚船利炮的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的这些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它也有过失：第一，太平天国的领袖随着革命的胜利，逐渐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他们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第二，太平天国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太平天国在后期已经是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也不一定比清王朝好。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换句话说，其实只是历史假借曾国藩的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
三、曾国藩的思想体系
作为封建末代王朝忠实的维护者，曾国藩的思想既是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沉积，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产物，有着近代文明折射的投影。曾国藩思想的核心是封建礼治，围绕这一点，他不遗余力地吸收历史上各家的学说，博采众长，并突破传统的束缚，把眼光伸向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构筑其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使他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各个方面的实践中，都表现出超越一般封建官僚的识见、才具与魄力。纵观曾国藩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说“兼容并蓄”是其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理学与经世之学相兼容统一
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它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等级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宋代以后，它一直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清代则更为最高统治者所尊奉，并成为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曾国藩自然要受到理学的影响，他平生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在《圣哲画像记》一文中，他将理学家周敦夷、二程、张载、朱熹列入33位“圣哲”之中，对他们赞扬备至。
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它让人们在宗法、血缘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情感中冲淡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忍受剥削、压迫的痛苦，从而维护封建制度的巩固。这样一来，理学家就尤为重视身心修养，讲究内在价值的追求。曾国藩正是这样，他的一生贯穿着对封建道德的始终不渝的自觉追求，像他的《家书》、《日记》等等，里面充斥着修身、齐家的伦理内容，迎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适应了维和封建伦常政治的需要，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推崇。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这篇文章中，曾国藩对“理”、“命”、“性”等概念作了唯心主义的阐释，表现出他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因而迎合了道光帝的胃口，道光帝亲自将曾国藩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
不过，虽然曾国藩沉浸于理学，但他并不像一般的理学家那样脱离实际事物。他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把人生意义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与超越，另一方面他逐步注重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曾国藩认为空疏和高谈理性的理学必须以讲求实用的“经世致用”思想为补充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理学和经世之学相兼容的思想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即在义理之中”的思想。曾国藩突破了“义理、考据、辞章”的“三门之学”的范畴，而发展到“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的四门学术，他将“经济”与三者并列，强调了“经济之学”的重要性，认为“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都是宜考究的“天下之十四宗大事”；他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将经世实学融于义理之内，认为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内与外、德与功德关系，并强调“经济之学”存在于义理之中，并在义理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以礼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在吸取前人理学大师“礼”的思想基础上，将理学家奉为世界本原的抽象的“礼”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礼”。在他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的规则规范天下万事万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礼”就是“经济之术”，就是“治世之术”。此外，曾国藩还将“礼治”运用于政治和军事之中，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尤其是他将“礼”的思想灌输到湘军的训练中，从而使湘军这支没有国家军饷的地方军队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二）儒家与诸子百家兼容
曾国藩5岁入学，9岁读完《五经》、15岁读《周礼》、《仪礼》，兼及《史记》、《文选》，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他把远古先王与周、孔作为自己的榜样，特别将周公、孔子的事业作为终身致力的目标。他说：“周公之材艺，孔子之多能，吾不如彼，非吾疚也。若其践形尽性，彼之所禀，吾亦禀焉。一息尚存，不敢不勉。”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治学修身到治军治国，无不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一套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像儒
当然，曾国藩博学多才，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上从不拘泥于一家，他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主张以儒学为主，同时兼取各家之长，这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融合老、庄思想。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重视精神的“超越”。在封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它往往和儒家思想联系在一起。道家的出世哲学与儒家的入世哲学常常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道互补的特征，从而奠定了封建士大夫两重人格的基调。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常常在儒道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对待人生，因为儒道的互补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思想上、精神上的平衡，使之能在生存的夹缝中适时地选择进与退。换个角度，这也可说是一种人的自我适应机制的表现。曾国藩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信条，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想一展拳脚，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对于太平天国，他殊死较量，毫不手软；对于朝廷的各种弊病和腐败，他也毫不妥协。他一味崇尚强劲，死心塌地为清王朝效忠买名，并想开始新局面，造就新风气，但有时却出乎所料。清政府虽然重用曾国藩，但是对曾国藩还是存有猜忌和防范之心，这使曾国藩在办事时常常遇到许多的刁难、挚肘和障碍，这样一来，他便难于施展才干，常常会“寸心抑郁不自得”，所以他有时会有想去游谒贤词，修理族谱，研究礼制，引退数年的想法。不过他又似乎不一定是真的想退出江湖，因为往往周围的幕友极力相劝后，他就又为清王朝死心塌地的效力去了。
第二、吸收墨家的思想。
曾国藩对一向为文人所鄙视的墨家后学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吸收了该学派中的“勤俭”、“轻财好义”、“忘己济物”等观点。曾国藩一生坚持“清廉”的做人原则，他在给兄弟、儿子的家书中多次教导他们要坚守俭朴与勤廉。他为官多年，节俭自律，不事奢靡，生活俭朴，无论自己怎样的位高权重，始终保持一介寒士之风。床上铺草席、盖土布，衣服上常有补丁，一只竹藤箱伴他转战多年。
第三，借鉴法家的思想。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说：“文正在京官时，以程、朱为归依，而出而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的确，曾国藩相当推崇法家的严刑主张，他认为这是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兼容
面对西学东渐，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近代文化在许多方面优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只有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之所长，才能摆脱贫穷落后地状态，走向“自强”、“自立”的道路。为此，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夷”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投身洋务运动，发展近代工业
19世纪60年代，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进行的背景下，以“求强”、“求富”为旗号，以“镇民”、“御侮”为双重目的的洋务运动应时而生。曾国藩在与洋人的交往中，看到了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威力，他催请清政府购买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轮船枪炮不能仅靠银子购买，关键还在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己仿造船炮。所以1862年曾国藩在攻陷安庆之后，创设了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派仿制西方武器的第一个兵工厂。在安庆，曾国藩网罗了各种懂得西方情况和科技的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任用他们制造轮船和兵器。1863年，闳容来到安庆，曾国藩接受他的建议决意建立一座机器工厂，这后来也就是我们在历史书上面学过的——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安庆军械所制成了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1868年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也竣工，曾国藩就这样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航船的真正启动。其实，江南制造局创立之际，日本的明治维新还尚未开始，这说明由曾国藩真正发轫的中国近代化运动起步是比较早的，只是后来步履太过迟缓。
第二，创办翻译馆 传播西方科技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除了购买和仿制西方的机器设备外，更为重要的是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而传播科技的主要途径是翻译西书。他接受了李善兰的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组织了大批的中外学者，致力于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从1867年到1880年之间，以西人口译、华人笔述的方式共译书98部235本，包括数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学、地理、医学、工艺、军事等众多领域，此外还编译了当时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等副刊，这些都大大的传播了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对当时人们了解西方情形，开拓视野裨益很大。
第三，倡导留学教育，培养优秀人才
作为一个政治家，曾国藩认识到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性，为此，他积极主张兴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他与李鸿章联名上书，建议清政府挑选聪颖的幼童派往西方各国留学，学习西方长技，培育人才，他把这作为一种国家自强的重要策略。近代以来，中国最缺乏的不单是“睁眼看洋看世界”的人才，更是那些能够看清世界发展大势有胆有识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曾国藩不避风险，毅然派遣留学生走出国门拜洋人为师，真可谓是高瞻远瞩，难怪毛泽东在20年代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确，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不仅承认了西方学术的先进，并且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开辟了中国留学发展史的一代风气，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在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睁眼看洋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之后，大胆地提出了“师夷智以制夷”的思想。不过，他的“师夷智”思想在“师夷长技”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突破，其中“智”的内涵要大于“技”。“技”一般是指洋人所拥有的“坚船利炮”，因此，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而已；而“智”除了包涵“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外，还包括算学、术数及机械制造、绘图测算等近代文化科学知识。这说明，曾国藩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认识西方近代文化，他的“师夷智”主张比林、魏的“师夷长技”范围更宽、程度更深。
从上面曾国藩的思想体系我们不免会很惊异地发现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与近代化的开拓者可以说是奇异地交织在曾国藩的身上。不过不能忽视的是，曾国藩的文化思想最终是归依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虽然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文化，但是是试图在保持中国文化体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选择的部分引进西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以西方文化为辅。他认为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不如洋人，而只是中国的器械不如洋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中纲常礼教之类的核心信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中国的立事之本，是永恒的，是不可以变的。
参考书目：
1、《曾国藩文集》，电子图书。
2、《曾国藩全传》，蒋星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3、《曾国藩思想简论》，章继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朱东安，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
5、《中国思想史论》（修订本），李泽厚，安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