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国藩的读书提要
一直以来，我们研究曾国藩，总是将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反动人物之一，认为曾国藩的一生即是在孔孟之道和仁义道德的幌子下干的对内屠杀和对外投降的行为。其实不然。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和他的阶级，曾国藩也一样。我们尽可能将他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能以更真实更公允的目光重新看待他。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曾国藩生于耕读之家。祖父希公勤俭治家，家业日益壮大，却常常遗憾自己知之甚少。他的长子不能如他所愿聪颖博学，他于是特别偏爱与众不同的曾国藩。据说曾国藩出生前夜，希公曾梦巨蟒盘空，绕宅之左右，入庭蹲踞良久。希公认为大吉之兆。曾国藩自出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啼哭声。而面对鸟语花香，常常注目凝视，状若有所悟，其母深以为异。虽然希公在曾国藩六岁时就去世了，他却在幼小的曾国藩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痕迹。希公的“八好”家规，曾国藩将之扩展为八本之教，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以声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极其重视家训，在《与弟书》（1842）中曾说到“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我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他以训诫子弟为大任，一生写下三百三十余封家书，为历代之最多者，流传很广，影响巨大。
曾国藩以“敬”、“和”为兴家的基础，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为本，要求力行孝友，进德修业，做读书
曾国藩的家训既具有一般仕官世家教导子弟继承祖业的传统性，又带有动荡年代求生存图发展的时代性；前者表现出文化的蕴深，说理透彻，后者表现出着力于真才实学，见用于时，从而使传统的纲常名教的训教有所淡化。其家训既继承了中国优良的家训传统，又不拘于古人，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家训的内容和教化方法上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补充了作诗、养生、立身、为官、治军等方面的内容，在治学、择业方面强调读书与世事历练的结合，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曾国藩受理学经世思想的影响颇深。他自二十五岁会试不中之时就开始研究经史；继承孔孟之道，以礼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同时，他还延续了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他调和汉学宋学之争，法程朱理学；又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中独立划分出来，给与其独特的位置。曾国藩阐扬儒家实用理性的宗旨，主张“荷道以躬”，注重实事求是，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主张“才生于情”，注重德更甚于才。当时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各种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人才无不汇聚于此。曾国藩曾说，“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其用将才讲求血性为主、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打仗坚忍。其知人之哲、爱才之笃，古今罕见。
套用郭斌龢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所言：“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