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读书摘要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曾国藩是一位风云人物，他的思想根源于封建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同时在晚清新旧交替的思想文化的冲击下，也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和相应的文化选择。

《曾国藩文集》主要由他的家书、日记还有一些散文等组成。他的家书从修身、家教、处世、理财、军事、从政等几个方面详述了做人之理，学问之道，军事谋略。限于篇幅，我有选择地谈曾国藩的文学观点，对于政治思想等方面则一带而过。

在政治思想方面，曾国藩主张慎独，谨守耕读传家的古训。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主张八本三致祥。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讲求孝悌、勤劳、忠恕。

在经济思想上，曾国藩提倡、鼓励商业。他说：“凡商皆可招，……余之主意重在商运，不重在官运、营运。”并主张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主张仁爱。在《水师得胜歌》里曾国藩将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作为得胜歌诀的第一条，强调平等治军才能保证胜利。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 ”。他治军有四点主张：“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视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 ”。在战略战术上，曾国藩提出了知己知彼，分析了敌我双方的长短处而后采取策略。他的“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的说法后来被毛泽东发挥成“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略。

在近代文学史上，曾国藩是清代重要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中兴盟主。因此曾国藩也深受桐城派的影响并继承了桐城派的“载道”传统，但是在具体的文学观点上又有着自己的一些独特观点。

一：对桐城派的载道传统的接受

桐城派“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乎韩、欧之间”，将“义理、考据、辞章”[1]三者合一，主张“因文见道”，以文载“孔、孟、韩、欧、程、朱”之道统。曾国藩在《致刘孟容书》中详细阐发了自己载道观：“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乎文者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人之行，以究求用心所在。”[2] 文以载道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注张“道与艺合”，即理学与辞章的结合，以“明道义，维风俗以昭后世”。曾国藩以桐城派人自许，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也主张学统与道统的统一，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说：“苟如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3]曾国藩身体力行地维护着封建的道统观念，在为人处世和教育子弟的方面，也时刻不忘“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

曾国藩是湖南士大夫唐鉴的学生，同时也深受湖湘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他的这种“因文见道” 的思想也与其老师唐鉴宣扬对程朱哲学应采取一种严格而且有些狭隘的尊敬态度，注重严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训练能集中地致良知于伦理的教诲的思想相关。这种影响便集中反映了曾国藩的既加强思想修养，又注重行动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为国效劳精神。曾国藩的思想观点和文学观点集程朱理学、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以及桐城派的严谨学风于一身。也因此，曾国藩读书作文主张“格物”、“致意”，寻求真理与“即其所知而力行之”的结合。

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长相济。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具体点说，义理是观点,考据就是材料、论据，辞章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问题。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中尤重“义理”，并认为在 “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他认为辞章、考据都是发挥义理的，是为文章说理、载道服务的。他教导子弟“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将义理作为读书作文的主旨之一。同时，曾国藩认为在这三者之外，还加上了“经济之学”。这里的“经济”含有经世致用，济时救国之意。这与他的将学统、道统和为国效劳相统一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义理与情感的相反相成的对应关系

曾国藩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为文主张义理。但是在文学观点上，曾国藩并不单纯局限于理学，而更多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文学自身的特征与规律。在保持文学自身性质的基础上贯穿义理，但又不局限于单纯、狭隘的说理倾向，反对因理害文。

桐城古文，恪守义法，标榜雅洁，往往导致文采不足。曾国藩批评方苞“惟其经世之学，持论太高，当时同志诸老，自朱文端、杨文定数人外，多见谓迂阔而不近人情”。这是批评方苞将经与文合而为一，导致理过其辞。针对这种文学被理学淹没、理强气弱的桐城弊病，曾国藩认为古文不能直接说理。他说：“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章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由此，曾国藩在文学观点上强调文章与道要一分为二地看，强调古文的文学性，让古文从理学的樊篱中解放出来。曾国藩的这种力矫桐城古文之弊的文学观点，虽然没有脱离桐城古文的义法，但毕竟强调了一种有文之文。

曾国藩强调古文必须有气势，他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祐，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由此曾国藩认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这反映了曾国藩提升古文审美性的思想，注重古文自身的艺术要求。当然任何文学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无功利的，因此，他的这种主张并没有排斥文学载道的传统，而是要求在文学审美的基础上传达精博之理，做到文道统一，审美性与功利性合一。

曾国藩在这种文道统一的观点上，主张情与理、气与道相结合，主张一种“自然之文”。他在《湖南文征序》中说：“人心各具自然之文， 约有二端： 曰理， 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曾国藩认为古文以理胜或者以情胜都是失之偏颇的，以理胜则因理害文，以情胜，则情感淹没了文理。曾国藩论文多推崇韩愈，是既欣赏韩愈的“文”与“义理”自然结合的文学理想和文风。韩愈宣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辞”。曾国藩欣赏韩愈为文 “情韵不匮，声调铿锵……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声情并茂，有真情实感。曾国藩继承了韩愈的这种文学思想，也注重情、文、声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既看重文贵情真，以情生文，又力求避免浮泛应酬文字，并以之反对宋代理学家的“文道不分”，重道轻文的古文观点。

同时曾国藩主张作诗文，应该缘情而发，理在情中，情由理出，情理并行。他说：“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曾国藩认为，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有长期的“平日读书积理之功”的积淀和铺垫，这样才能喷薄而出，否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适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词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 这其实仍然坚持了义理作为文、情基础的主张。与桐城派古文相比，曾国藩并不拘泥于义法，重视古文文采、气势，尊崇唐宋文风，挽救了桐城派古文才气薄弱，“文弊道丧”的危机，使得桐城古文一度出现中兴。

曾国藩还将诗文趣味分为两种：一曰恢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

三：提倡恢宏雄健的阳刚文风

曾国藩继承了桐城派的文风，论文章风格标举阳刚、阴柔之说。他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国藩将此细分为八种风格：“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干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蛟；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更；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在这八种风格里，“雄”是指文章气势的雄奇、开阔，纵横捭阖；“直”则指气势的汪洋恣肆；“怪”指文章风格的险峻、傲兀不群；“丽”则是瑰丽、绚烂的文风。“茹”指行文迂徐吐纳、迂缓自如，“远”是深谋远虑，文深意远；“洁”是专就文字语言而说的，强调语言的简洁、明快；“适”则指一种心境、情境，自在自如，无拘无束。

在阳刚与阴柔两种文风里，曾国藩又推崇雄奇瑰伟、汪洋恣肆的文学风格。他宣称：“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力最难而可贵”。在具体的作文之道上，曾国藩提出了“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的具体方法。雄奇的文风首先在于气势的雄强胜于造句、选字。但选字、造句也体现着文章的气势和风格。“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同时文章的气势还与段落、句式相关。“偶句多，单句少”，有排沓、文采斐然之效，“段落多，分股少”可以造成文章的跌宕起伏，而这都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形成蔚为大观的雄奇风格。

曾国藩还针对不同的文类提出了文类不同，风格不同，因文而异的观点。在作文之道上，曾国藩还主张圆润、通达，认为“写字作文总以圆润为主”。他说：“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 这里的“圆” 是指文章结构的圆适与字句的圆熟，而字句的圆熟又可以使文章如行云流水， 舒畅自如。这其实还是对文章的雄奇气势和阳刚风格的强调。

在为文方面，曾国藩不避讳摹仿。他认为摹仿古文可以训练出好的结构、框架。他说：“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间架。《诗经》造句之法 ，无一句无所体。《左传》之文，多现成句调。扬子云为汉代文宗，几于无篇不摹。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并且教导子弟为文要宜心摹仿，认为这样可以取得一种好的、便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