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1931年曾套用之，遂有了他广为流传的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但何谓大师？套用他的句式：

“所谓大师者，非谓有大牌、大腕头衔之谓也，有大学问之谓也。”

但现在的高校，论牌、论腕之分盛行：学校分地方、部属、211；学科分校级、省级、国家级；学者分诸如“桂子”、“楚天”、“长江”；人才有“百千万工程”；教授则有“四三二一”诸等……于是，牌、腕之大小，事实上成为衡量学术、学问之大小的标准。

与之相对应的，连刊物之大小、项目、奖励之有无，也成了衡量学术水平的钦定标准。

上行下效，现在我们连学科建设，也有意无意、主动或被动把这些东西当作了申报的资格、努力的目标。

曾经在论坛上看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建设成的，而是做学问做成的，做人做成的，追求真理追求成的，也是那些‘度白雪而方洁’之士蕴育成的。”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并且始终认为：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重点学科乃至名牌学校不是建设出来的；而是靠做大学问训练和积淀出来的。

那么，什么又是大学问呢？在我看来——

“所谓大学问者，非谓有大刊物、大项目、大奖励之谓也，有大追求之谓也。”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刊物，绝大多数为同人刊物；即或有少量官办者，也多为校报、学刊之类；然无论是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清华四大国学导师，还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五四先驱，其传世之作，多发表于上述无级、无等之刊物；也没有听说过他们曾获得什么国家项目、国家奖励。然而，无论当时或是现在，谁又能否认其学问学术价值？

进而言之，所谓大追求，即以自由、独立之人格，行求真、求新之追求。

学术贵在自由，其本质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进发与升华。

学术必须独立，依附与附庸从来没有推进或繁荣过学术；反而只是一直在扼杀学术。

陈寅恪在1920年代就提出：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当政府决定委任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却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学术必须求真，真实、真理是学术的灵魂。

学术也必须求新，求新就是将已知踩在脚下，凝望未知的远方。

胡适谈治学有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是求新——因为面对未知；而小心求证，则是求真求实。

新闻传播学界还有句老话：There’s nothing older than yesterday’s newspaper。“硬译”出来，即“没有什么比昨天的报纸更旧”。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比已知的东西更无学术价值”。

反思我们现在的学问、学术、学校，我们是这样的吗？

现在的许多所谓学者，形同举子，所谓学问，类似八股。一句话，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已经被科举化；曾延续1300年、中断103年的八股制文、科举制度，复又在高校还魂。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批判八股文：“八股之祸，甚于焚书”。（一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而今，大学之流弊，无异坑儒！

附：此为作者2008年4月11日的一次发言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