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的特点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接触西方的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使得梁启超大开眼界,以致几年内“思想言论与前者判若两人”。这期间,他借鉴西方,积极宣传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国家观念。
1901年10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译文,论述了民族主义在西方与中国的发展状况。他认为,19世纪初是民族主义飞跃的时代,“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略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他号召每个中国人都应奋起,“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接着1902年2月,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著名的《新民说》,第一次对民族主义概念作出清晰的诠释,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以公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观。可以说,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通过他的启蒙宣传,使得“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这为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兴起,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建立是产生了深远影响。总的说,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两个特点:
(一)涵全国各民族于其中的“大民族主义”。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译文,提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两个概念。他阐释说:“吾中国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民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本国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梁启超认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已经使之成为一个大民族,具有“民族共同之感情”,而“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梁启超的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国家意识”的新觉醒就是一种“大民族主义”。
(二) 新民族系于新国民。对构成民族国家的个体要素国民的重视,是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突出特征。梁启超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中国人口虽多,但国民素质低下,有四大缺点:爱国心薄弱、独立性柔软、公共心缺乏、自治力欠缺;六大劣根性: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这些缺点和劣根性不仅是中国“积弱之最大根源”,而且与建设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是不相容的,必须加以改变。为此,他呼吁:“必须造新民、强民智”,梁启超认为我国“新民”的理想特质应是:有远大理想、顽强毅力;有进取冒险精神;有尚武精神;有独立自由思想。梁启超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卓识,这一新民族系于新国民的思想理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运动,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因为它是立足于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意识。
民族主义诞生在欧洲,它强大的力量颠覆了原来伟大的帝国和宗教共同体,也粘合了破碎的封建领地,从而塑造了崭新的民族国家体系。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民族主义思想逐步东渐。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有发展历程的,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和认知视野的开阔,梁启超接受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并将之与中国的历史现实相结合,使他的民族国家理念日趋成熟,形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方案。对此,我自己的理解有两个方面:
第一,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观念。梁启超所思考的是中国的国民性怎样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匹配的这一启蒙运动中的关键问题。其中,他认为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观念是中国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只要我们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中国近代之前似乎就没有一种“国家”意识。当然,这个可能跟中国人“家”和“天下”观念有关。
首先,我们来看看“家”。“家”是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特殊概念。它有三层涵义:第一,它指家族,或说是宗族。以前的家庭和今天的核心家庭是不一样的,他们通常几辈人聚居在一起形成村落。家族内部有族长,有家谱,有家法,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第二,它是最基层的社会和行政单位。古代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以“家”为本的社会,“家”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完全是自治的。在和平时期朝廷委派的官吏对“家”是不加干涉的,普通老百姓与官府的接触也只是限于“纳粮和涉讼”,就算是“涉讼”中的大部分案件和纠纷也都会私了解决,也就是在“家”的内部解决。在战乱时期,官府更是依靠管辖区内有名望有失利的“家”来维持稳定。第三,“家”是个人最有力最可信任的支撑。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对“家”是有着极其普遍而深刻的认同,“家”其实就是古代中国最典型的小团体、小区域。很多人“知有家而不知有国”,而且由于对“家”的认同引发强烈的小团体意识在中国是长期大行其道的,这和中国古代的分裂割据、地方主义思想盛行是有渊源联系的。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的“天下观”。“天下”概念的涵义有地理和文化两个层面。从地理上来说,天下就是世界,就是世界的全貌。古代的中国人认为中华(华夏)在天下的中心,夷狄在天下的边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四夷说”——北狄、南蛮、东夷和西戎,“华”和“夷”之间没有今天国际法意义上的国界,因为国界和民族国家兴起后的主权概念有关。像明代中国绘制的地图就非常有代表性,大明帝国15个省是画在地图的中间部分,在其四周的大海中散布有几个小岛,这些小岛上标了当时中国人知道的其它国家的名称,但这些小岛面积小到加载一起还不及中国最小的行省大。从文化上来说,“天下”指的是中国文化即儒学文化。在他们看来,华夏文化是天下唯一先进的文化。他们认为是中国文化由中心向四夷辐射,最终泽及全人类的。
从上面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是缺乏现代的主权、现代的疆域和国民意识的。是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一步步地认清了世界地理和文化的真实状况,使得天下主义观念逐渐淡化,民族主义渐趋主导。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开始了艰难的睁眼看世界的历程,在地理方面,先有《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地理著作先后问世,后又有江南制造总局和京师同文馆译介的大量西方地理著作。这些著作和地图使中国人原先的地理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渐渐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中的普通一国,他们开始有了国界的概念。在文化方面,从“西学中源”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再到“改造国民性”的喊声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搁置文化天下观念,转而接受西方文化以图保国救亡的过程,是文化天下主义逐渐消解,逐渐归化于民族主义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儒家的“身-—家——国—-天下”的认同系列之中,身(自我)、家(血缘宗法家族)和天下(以仁义为核心价值的道德秩序)是最重要的。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所谓被轻忽者,就是国家。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的淡漠是成为了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制约因素。所以,他强调大家要具有“国家”的思想和意识,他在《新民说》中是提出了以公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观,认为国民要具有的国家思想有四个要点:“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就是说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以促进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这是说朝廷不过是国家的代表,是一国之政府,但不是国家本身,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就是说要不屈从外来强权,敢于为民族、为国家的独立牺牲一切;“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就是要从世界竞争的大势出发,为祖国在世界竞争中赢取优势,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认为,只有具备了国家思想,才能克服一些人“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错误思想,才能克服“一姓之家奴走狗”式的愚忠、愚孝,进而才能尽忠于民族、尽忠于国家。
第二,涵全国各民族于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纲领,它对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有积极作用,但弊端也很明显。用梁启超的思想来看,它就是一种“小民族主义”。因为中国人不仅是缺乏“大民族”的“国家”意识,其实也是缺乏有关种族的“小民族”意识。
从古代起,中国人的确强调中国(华夏)与夷狄之分,但是,所着重的分野,不是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不同。传统中国是一个以文明为统治基础的帝国,不管你是东夷、南蛮,还是西戎、北狄,只要承认中华文明的文化正统,承认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就可以纳入到中华文明帝国的朝贡体系,这是一种超越种族的文化中心主义。所以,即使当蛮夷入侵中原,建立起异族统治政权,只要他们承认汉族的文化理想和政治理念,就获得了统治的正当性。像当蒙古人和满族人征服汉族时,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汉族的文化,他们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而汉族则在文化上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并未在中国文化或文明上造成断裂或剧变,因此,就传统来说,元、清两代在中国人心目中和其他汉人执掌政权的朝代一样,完全是“正常”的两个朝代。
在20世纪最初几年,革命派中严重存在对满族的错误认识和主张,如有“满汉异种论”、“民族复仇论”、“满汉分治论”、“特法治满论”等。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虽较少民族偏见,但也受其影响。而梁启超则是清醒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警告说:中国当前面临地是“大民族危亡”,其主要敌人并不是满洲政府,而是帝国主义。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需要中国内部各民族的有力团结与整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应是汉族联盟排斥在辽阔的中国境内生活的其它民族,而应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他的全民族共同努力抵抗外来民族侵略的主张的“大民族主义”与当时革命派以反满为政治诉求的民族建国理想相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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