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中西文化大融合大冲撞的社会剧变中，曾国藩是一个风云人物。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思想、陆王心学思想，以及经世致用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老庄思想等都对其有所影响。正是由于曾国藩善于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故而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封建文化的集大成者，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守望者，也是领一代风骚的洋务派首领。然而就其所接受的思想及教育背景来说，曾国藩还没有脱离近代士大夫的范畴。

由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与中国古代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他们所受的文化传统的熏染和陶冶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他们的人生哲学也是分成相似的两个部分，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隐退、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它的外在的一面是士大夫与社会发生积极的关系，投身于社会，以有限的人生与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联，或是避开社会现实，以求有限人生的自我解脱的问题；它的内在的一面，则是对个人欲望的扬弃，去争取更大的欲望满足。但他们往往以克制、和谐的方法来追求内心世界的平衡、精神上的解脱以及人生完美境界的实现，因此他们在外在性格表现上往往是理性多于感情。由于理性对感情的过度压抑阻隔了主体自我意识的张扬与显露，因而往往造成主体身份认同的自我强制与妥协，易于催生浓郁的焦虑意识，曾国藩也概莫能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的转型时期，对现代化的诉求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此时，中国的历史也开始被动地融入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主发生的，而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出来的，是被迫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许多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显得无所适从，从而导致了他们在价值选择上遇到了几乎一样的困境与尴尬，那就是现代性冲击所带来的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认同(身份)危机。

查尔斯·泰勒(Chares Tailor)曾经指出:“(认同)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了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1]p7由此来观照曾国藩的悖反与焦虑意识，可以发现这是由于其内心的认同危机而促生的，同时也是其政治的框架和视界之下的自我确认的困惑。

“知识分子的任何身份认同活动，其性质必定是三位一体:个人的，政治的，跨文化的”。从个人与政治的视角来看，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身份认同体现出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正统士大夫“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的阐发和实践。“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跤龙蟠。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① “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跼。甫箕北斗徒虚名，东走西顾知何益！”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读书人，尤其是生活在底层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有了一条经由科举考试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途径，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生命运和现实处境，由一个平民摇身一变成为贵族、官僚，有的甚至还可能由此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直至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核心人物。所以，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似乎生来就习惯了读书—做官—济世救民的价值实现的方式。面对家国之难，民族之危，极想有所作为，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成就一番大业。基于此，曾国藩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他敢于冒死直柬；面对声势浩大的威胁清政权存亡的太平军农民起义运动，他在地方官吏的制肘与夹缝之中忍辱负重，竭力镇压。

“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自的身份认同建立（identity-building）的不稳定性，促使身份认同的建立者们去寻找他们能栓住个体经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子标，而且在这之后，在其他有类似担心和焦虑的个体中，举行除魔（exorcism）仪式。”^[2]p14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需要有人去效忠，曾国藩站了出来。身为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老臣，一方面他能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的末日已经来临，心里痛苦至极；另一方面，又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顶礼膜拜的皇帝被拉下皇位，为清王朝拼杀便成了唯一选择。正因为曾国藩等人的挽救，衰落腐败的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无怪乎他被封建统治者誉为“英雄”、“中兴第一汉臣”。作为封建社会的“末代英雄”，他欲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但又不舍得离开那令他魂牵梦萦的大清王朝。“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一致的阐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的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立的种种界限和规范，使之得以发达和凝聚”。^[3]所以，在尽忠之时不免违背自己的意愿，其思想上及言与行中存在的悖反与焦虑便在所难免了。

为行文的方便，这里拟选取道德品格、文学主张、外交思想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曾国藩在思想上的悖反与焦虑意识。

在道德品格上，曾国藩的悖反体现在：他推崇“慎独”，但又不断地弹劾他人；大呼“仁爱”，却在战争中大开杀戒；倡导“清廉”；而对其部下贪赃枉法包庇纵容；主张“坚忍”，却两度战败自杀；标榜“忠孝”，却墨绖出山。言与行处处存在着矛盾，而体现在曾国藩身上却又显得那么和谐统一。

对于慎独，曾国藩说过：“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忘，积妄生肆，而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各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然而，“慎独”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就连曾国藩本人也未能做到。当年师从唐鉴之时，他就渴望自己能像孔子、孟子等哲人那样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即“内省”。但后来由于在创办湘军时与地方官僚的一些摩擦，他便向不断地上奏弹劾这些人，如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等人。这说明曾国藩并没有把“慎独”落到实处。对此，他自己也有过检讨，不过，最后他还是找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了。

另外，曾国藩主张“仁爱”，然而在实践中却与此背道而离。在《曾文正公全集·谕纪泽纪鸿》中曾国藩教育自己的儿子：“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尤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类。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在带兵打仗中，他还教导将领要爱护士兵，士兵要爱护人民，为此还专门写了《爱民歌》，“第一扎营不耍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端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知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在家书中他也复强调爱民。曾国藩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都无视甚至怂恿官兵大肆抢劫钱财，对太平军战士更是大开杀戒。太平天国京城南京被攻陷后，曾国藩及其弟纵兵大杀三日，搞烧光杀绝政策，使南京尸横街巷。多年以后，人民对达血泪斑斑的惨状仍不能忘怀：“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尽悉于湘军，而金陵递永穷矣！”血的事实，撕破了曾国藩“仁政”、“爱民”的假面具。就是这么一位爱护士兵、爱护百姓的曾国藩却在长沙大开杀戒、滥杀无辜，落下“曾剃头”的骂名。

除此之外，在“清廉”、“坚忍”、“诚信”、“默绖”等方面方面也充满着悖反。如在守制上，他写道“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优劳之时，又不放不出而分任其责”。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封建纲常伦理大乱已至，我为维护封建统治、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资，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

曾国藩处于社会急速变化，改良思潮崛起的时代，在文学主张与实践中也存在着悖反。他提出“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口号，以汉学来充实“义理”的内容，其用心是明显的，这就是将宋、汉这两种封建旧学结合起来，组成同盟军，以扩充宋学的实力与桐城派的思想阵地，从而与新的社会思潮抗衡。曾国藩在《致刘孟容书》中认为“孔、孟以后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在文、道关系上袭用了宋代理学家的提法，而具体论文时则又倾向于唐、宋古文家立场，尤为推重韩愈，这表明了他维护桐城文统的鲜明态度。综观曾国藩对道与文的分别论述，可以看出其中观点不无抵牾之处。这种情况的产生乃是曾国藩作为理学家与古文家的矛盾在文道观上的反映。因此，曾国藩人等掀起宋诗运动，鼓吹诗歌冲淡、闲适的风格表现了自己的士大夫艺术趣味在客观上将诗歌引入脱离现实、逃避社会矛盾的道路，其消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在外交思想中，曾国藩也是矛盾的。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外交涉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以及在这种矛盾心态的指导之下所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早期较多地则表现为对洋人的类似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待各边陲少数民族那样的轻视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他对西方列强虚骄狂妄的无知心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他对西方列强的了解有所增加，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但他仍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仍然停留在对洋人“技艺”、“机巧”的表层认识的基础之上。至于更深层的西方文化，他没有看到，也不愿承认。这种对西学的在思维认识方式上的狭隘性，使得他的避害价值尺度和行为方式相当单纯和狭窄，且缺乏深度与强度。这就决定了他在对外交涉方面的欲拒还迎的矛盾性格。

“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这是曾国藩对外交涉理论与实践所体现的妥协与抗争两重性的一个主要内容。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时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倾向的性质。

曾国藩身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时期，具有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东方古正处在蜕变的前夜。腐朽、顽固的封建势力在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下，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便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携起手来，将中国社会推入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样，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曾国藩后期的活动与思想都为这两大矛盾所制约。作为封建末代王朝的忠实维护着，曾国藩的思想既是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政治、文化的沉积，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在它的上面有着近代文明折射的投影。曾国藩思想的核心是封建礼教，围绕这一点，他不遗余力地吸收历史上各家的学说以博采众长，并突破传统的束缚，把眼光伸向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构筑起他自己庞杂的思想体系，使其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各个方面的实践中，都表现出超越一般封建官僚的识见、才具与魄力，并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之集大成者。但他又常常力不从心，认同的危机使其陷于困惑与焦虑之中。这种焦虑既有家国危亡的忧虑，又有个人处境的担忧。

在《曾文正公全集 书札》中，他感慨：“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仍有所以，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对官场腐败：“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又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面对当时腐败冗沉的官僚体制，他直言其弊，认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清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典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这是对当时官吏腐败实情之维妙维肖的真实写照。由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由于他感到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机连上奏章，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面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章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现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于是曾国藩壮胆于1851年5月向皇帝上疏，语调激烈，锋芒宜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曾氏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柬。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诫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惜，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拌(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众人苦苦求情，曾国藩才被免于治罪。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的深深焦虑。以致于他敢于置生命于不顾屡向皇帝进柬。

然而，与置生命与度外的冒死上奏悖反的是，曾国藩有时又为保全自己而忧心重重。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氏忧虑沉重，心急如焚。“鸟尽良弓藏，兔死狗肉烹”，曾国藩在金陵合围之时就已觉察到这种复杂而又险恶的迹象。他虽被朝廷奉为“平江南之中坚”，但他同时了解和感觉到，奕沂、慈禧太后在军事上对他早有部署，一向有所防范，“终未能推心置腹”被其信任。当朝野猜忌之风八面袭来之时，曾国薄反复惦量，一方面为表示对朝廷的耿直忠心，一方面为保持自己及一家之功名利禄，决意以谦退、与世无争为怀遣撤湘军，终于消弭了朝野众人的种种猜疑情绪。这个行动，是否纯粹出自内心的意愿，还是十足的虚伪表白呢?或许，后者所占比重多一些。前者，确是由于曾氏认识到：清王朝是他本人及一家的政治代表，“中兴”大业既已成功，没有必要拥兵自重，另起炉灶，割据称雄。后者却又反映出曾氏虚伪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是当时的形势和环境不允许他采取前人那种叛逆的行动；另一方面，则是他平时修养而成的谦退精神所支配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他的修养功夫比常人要高明、更讲究实际功表现所在。他觉得人生在世，坚持一个“忍”气才易于平息心中之躁，有利于养身，有利于治事为人。但更多的应是其身份认同心态的隐现。

在具体行动上，曾氏把这“愚浑”、“忍让”的深意也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国藩在1853年奉命组建湘军。当时，由于他出身文职，从而受到湖南地方宫的百般阻拦，武员尤甚。操练兵丁时，绿营将校惟都司塔齐布颇为忠勇，配合默契，而提督鲍起豹、副将清德均不愿依从文吏，致传令不许出操。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被迫严惩骄兵数人，以示做成，而全营兵卒群起哗然，直攻入曾氏居舍争斗。面对这种局势，曾国藩遂取一个“忍”字，移军驻衡州练兵。1854年3月，曾国藩率湘军1万7千余入启行东征，首战岳州受创；继是年4月间，又有靖港之败，差愤投水求自尽，为左右救起，方免一死。湖南官民因之均加轻悔，攻诋诽谤。曾国藩心生隐退乡间的打算，但一想到“救世”之宏愿尚未实现，镇压太平军起义的重任尚未完成，他仍取—个“忍”气朝着他那预定的人生目标而迈进。“忍”字的背后，曾国藩的心理焦虑是无疑的。“直者委沟边，曲者攀缘。何从何去两茫然”；“茫茫望前哲，自立良独难。君今抱古调，倾情为我弹”； “人事有变迁，由来不可拟。鬼火夜灼天，环云压高垒”。曾国藩的诗句或许能更真切地传达出他的焦虑与困惑。所以，曾国藩忧心重重，“仰荷皇天全薄命，情知浮世等轻埃。汝今归去复何似，回首世途诚险哉。”但他并没有绝望：“男儿志万里，亦在华妙年。可怜壮夫志，摧撼终不迁，”“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风呜云中，展断九州无凡响”。

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学，在中国近代虽然走到了它的尽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封建的人生哲学观，曾国藩身上仍然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虽然他也曾试图做一些努力，但最终还是妥协了。“身份认同只是一件选择和解决的事情，而且选择受到尊重，问题的解决也会获得回报。”^[4]p73在曾国藩去世以后，清政府极力褒扬，赐以“文正”美谥，“脱惟位兼将相，仗经文纬武之气；气壮山河，恐崇德报功之曲。爰陈芳奠，用奖成劳。尔原任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赠太傅曾国藩，学有本原，气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特沛丹纶，增光青史，谥为‘文正’，允副嘉名。”或许，这便是曾国藩的回报吧。

注释：

①本文所引曾国藩诗文、批奏等均出自《曾国藩全集》，1986年12月版。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

【2】【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3】李先国.《王船山与曾国藩：不同文化冲突中的处世抉择》.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 .2003年2期

【4】【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