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天国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只存有11年（1853～1864），但毋庸置疑，它并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若就政治意义而言，太平天国运动重挫了清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与统治权威，从而对近代中国政治变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也应当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马克斯·韦伯对基督教的世俗化所作的精辟的剖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或者说不仅仅是指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包括整个近代文化之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就是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中产生出来的。”[1]由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太平天国宗教思想[2]与儒家文化的复杂关系。对此，学术界已有原来的反帝反封建的一元论转向耶表儒内或儒耶会通的二元论取向。而我认为，这种说法仍有笼统之嫌。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宗教思想中，以一种叛逆者的激烈姿态传达对儒家文化的归服与认同是其本质所在，而二重身份的暧昧态势最终导致洪秀全太平天国宗教在中国的全面溃败。

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得到启示后树立的“皇上帝”，虽其合法身份的论证是通过罢黜“人类所立之神佛菩萨”而确立，但他依傍的与其说是对基督教耶稣的虔诚信仰，不如是儒家道统所谓的奉天承运思想。由于历代的封建王朝都以君权神授的途径而自命“天子”，因此，洪秀全想要“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对抗清朝甚至想取而代之，也就必须寻找一个能赐予他君临天下皇的上天之神，并由此作为教义反复宣扬：“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原道救世歌》）、“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业”《原道觉世训》。而洪秀全设计神形合一的皇上帝形象，更是暗合中国儒家文化中民间信仰的实用主义审美趋向。

而在天国之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依赖于儒家文化中的家国一体思想得以确立。在现实世界中，血缘是延续个体生命并且在心理上对人生苦短的有效慰藉。血缘关系成为人类社会关系的最初形态和人群的划分依据。当“国家”产生之后，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来划分人群，英语中“country”、“nation”、“state”等均注重于“地域”、“区域”或“地方”的含义。但在中国，“国家”产生之后，血缘关系不仅没有逐步淡化，反而与专制政权相结合成为国家管理的核心因素，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家”是“国”的具体而微。在洪秀全的天国社会里，他首先将《劝世良言》中含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篡改为三位三体，上帝，上帝之子耶稣、圣灵杨秀清各为一体，即利用血缘关系营造天赋神权的基石。不仅如此，还依照人间的家族制度的模式，在天国中梳理父子、兄弟、夫妻的伦理关系，制造出一幅其情融融的家国一体的统治秩序。如在身为天父次子的洪秀全之后，有三子冯云山、四子杨秀清、五子萧朝贵、六子韦昌辉以及七子石达开，而萧朝贵由于娶天女为妻又为“帝婿”。而其1844年（罗尔纲认为写于1845～1846）的《百正歌》中更可以看出此番安排的理论来源：

尧舜化口广天，由为君能正；禹稷身显后狂，由为臣能正。周家麟趾兴歌，由为父能正。虞庭瞽瞍底豫，由为子能正。……身不正，民从所好；身能正，民从所令。

不论是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还是心正、身正的躬行修己的治国理念，都弥漫着浓郁的儒家文化的气息。而在《原道醒世训》中描绘的那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财产，“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太平天国更是洪秀全根据儒家的大同理想而设制的。由此，以儒家的家国一体的正统思想与充满人间温情的伦理关系为依凭的天国，不仅在情感上契合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文化心理，更在思想道统上获得相当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洪秀全心目中的太平天国，与其说是基督上帝的启示，不如说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儒家大同思想的产物。[3]

    如果说对“皇上帝”、天国伦理的设计潜在地表达出洪秀全宗教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归服与认同，那么对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学始反后尊的转变过程则是一种显然的表征。有关洪秀全对儒学的态度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有论者认为以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为界，洪秀全转而实现完全否定的政策，之前“在相当程度上是尊重的”[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1843年至1847年，“在神的崇拜上，洪秀全只选择独一真神唯上帝，是一元化的取向；但在真理选择上，却是二元化的取向——基督教和儒学” 。1848～1850年，开始批判孔子和儒学。1851～1853年，反孔非儒达到高潮。1853～1864年，开始承认儒学的合法地位。[5]前者虽也言之有理，但纵观洪秀全处理儒耶关系的心路历程，以为后者的看法曲折地道出其由儒生变为基督教、进而儒耶兼融的细致变化，更为可取。尤其是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在确立崇耶批儒作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国策的同时，重新定位儒耶关系。1853年2月，东王杨秀清以天王名义明确儒学的合理性：“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6]继之，1854年2月，洪秀全下诏删书，将儒家经典中凡与耶稣教义者，统统删去，将经典中的“夫子”、“孔子”改为“孔某”，凡“子曰”改为“孔某曰”，经过这样改造的经典其内核无疑仍是儒家思想。

但无论洪秀全内心在文化取向传达出对儒家文化的归服姿态，在外在表现上，他必须启用一个异域的宗教作为思想武器以对抗儒家文化，“太平天国之反抗儒教的行政与伦理，是中国所经历过最有力的、最彻底教权制、政治——伦理的反叛”[7]。他摒弃儒家文化，砸烂孔子牌位，贬黜甚至不惜歪曲孔子形象的说教等激越行为，不仅触犯了晚晴王朝的政统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引起诸多饱受儒学熏陶的士大夫阶层的反感甚至痛恨。曾国藩即为一例。在曾国藩看来，太平天国以西方的基督上帝来反对传统的儒家道统，这不仅严重动摇清朝的政统，而且威胁到中国数千年的儒家道统。因此，太平天国不仅是请政府的大敌，也是中国文化的掘墓人。[8]也正是在此为曾国藩的反击留下了缝隙，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写道：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

曾国藩的檄文不仅仅看作是政治的宣传品与军事动员令，更是一纸文化宣战书。[9]“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意味着倘若洪秀全得逞，中国儒家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将为基督教所取代。出于保卫名教的神圣责任，大批经世儒生纷纷投奔曾国藩门下，于是，曾国藩汇聚传统的政治力量和依仗雄厚的军事力量，并在英国政府的夹击之下，摧毁了太平天国的新王朝之梦。

考究洪秀全宗教思想对儒家文化所持的归服与对抗的二重姿态，源于其落榜儒生的边缘身份与其深受儒家学说熏染的知识背景。本来，洪秀全像其他许多青年士子一样，遵从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可是科举场上屡次失意不仅使他失去了光宗耀祖的机会，而且严重挫伤了他的自尊心。早在1837年洪秀全已得到后来被奉为太平天国宗教起源的宣扬基督教的《劝世良言》，但他当时并未萌发多大的兴趣，稍作浏览后便搁置一旁。他继续参加1837年的考试，但不幸仍是失败，在悲愤失意中他大病一场，即产生后来所谓的“异梦”。促使洪秀全皈依基督教，是参加1843年的科举考试的再次落第，此时激愤的洪秀全对仕途彻底绝望并萌发决断的反清思想：“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让自己来开科取士吧。”[10]

另一方面，拜上帝教最初得以宣扬的地方则是广西，1850年广西远离北京，很少驻扎满族军队，而同时由于英国海军巡弋，西江一带鸦片烟犯和海盗大批涌入内地，大大冲击广西。治安混乱，激起当地人民纷起自卫，民团与土匪同时蜂起，两者同样靠人民吃饭，百姓又无出路。[11]这种在边远地区萌发的边缘者身份的宗教信仰，在相当程度上出于个人情感上的反叛与政治上的适其所求，并且由于接触时间太短和宗教学识积淀甚少，使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缺乏基督教应有启人醒悟的神明与透彻，相反，倒时时可见浑厚博大的儒家文化投射在一个失意儒生身上的巨大的阴影。

另一方面，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12]，他是历尽多年的考场失意后才愤而寻求上帝之剑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他走向基督教，注定了他与儒家文化无法解开的纠缠的纽结，在这个意义上，洪秀全欲摆脱儒家文化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即是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对洪秀全宗教思想对儒家文化所持的归服与对抗的暧昧姿态有所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