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鲁迅《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家庭是人类温情的最后一丝痕迹，是同舟共济集体情绪仅存的避难所。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

家作为每个人真实而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既是人的物质性具体环境，也是人的精神世界所依托的人性空间。同时它还是一定阶段的文化载体，是块“文化的千层饼”。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家族分担了“人类经验中的一切兴衰变迁，是认识人类进展过程的珍贵标本。”[①]

因此，家历来是文学表现历史和复杂人文内容极经济而丰富的叙事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上至宏博精深的杰作，下到庸俗无聊的小品，相当多的作品都热衷于讲述“家”的故事，绘描凡俗生活，隐喻社会政治，关涉文化结构。《孔雀东南飞》、《红楼梦》便是此类文本的代表之一。

在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将抨击封建主义的目标指向了中国的家族制度。自此，像巴金、曹禺、张爱玲、赵树理等作家都以“家庭、家族”为目标，创作了大量以“家”为题材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这其中，展示当时单亲主干家庭中，[②]以婆媳矛盾而使男子处于两难的处境，最终导致夫妻分离或家庭变化为基本语义的故事，成为现代文学[③]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一种常见模式——二女+男模式。从王鲁彦的《屋顶下》、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三幕话剧）到曹禺的《原野》、张爱玲的《金锁记》，从巴金的《寒夜》到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传家宝》，这一模式在现代文学中反复呈现，并表现出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孔雀东南飞》等作品类似的精神体验。

林语堂说：“在中国人的大家庭里，……媳妇要对公婆尽比自己丈夫更多更艰难的义务。……如果一个女子能使男人满意，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如果她能使另一个女子满意，那就是一种英勇的行为了。许多妇女都做不到。儿子被夹在中间倍受折磨，既要孝顺父母，又要爱戴妻子，却从来也不敢为自己的妻子辩护。”[④]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中“二女＋男”现象的语言概括。而文学创作中的“二女＋男”模式，只不过是对现实生活中“二女＋男”现象的的艺术抽象和审美概括。从这种意义上讲，“二女＋男”现象及其表达模式，既为古往今来的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创作冲动和创作灵感，同时，也承载着文化大背景下中国人某种相通与共的对自己生存困境的持存体验乃至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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